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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野宏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值此东亚行政法学会第9届学术大会召开之际，能够得到发表基调演讲的机会，我深感荣幸。
　 我想大家对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本学会第5届大会上由原最高法院法官园部逸夫所作的基调演讲还记忆犹新吧。按照日本式的顺序，我认为，本次基调演讲理应由为本学会的创办做出贡献的室井力教授来担当。可是，由于室井教授早年仙逝，这个顺序也就无法遵守，这样，我也就不得不登上讲台了。在此，让我们重温室井教授为本学会之创立及其运营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并再一次向室井教授表达我们的谢意。
　 一提到基调演讲，我想大家更多地是希望听一些介绍有关围绕当时的共同课题而开展的基本考察。不过在本学会上，除了主题之外，还会谈一些有关行政法学的发展现状、基本课题等内容，这种方式似乎已经成了惯例。我也曾想按照这个思路来进行我的演讲，但是在第5届大会上由园部先生所作的演讲，已经对日本行政法学的历史发展过程、当前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全面而准确的总结。之后尽管在日本出现了一些新动向，例如修改行政事件诉讼法和行政程序法、地方分权等，但我预计，对这些问题在接下来的个别报告中会有所涉猎。
　 因此，在此我想介绍一个目前受到日本行政法学界关注且与这次大会的两个题目（地方政府的作用和行政控制）多少有些关联的案例，并通过这一案例阐述若干在各国行政法学上具有一定共性的问题。
　 一、研究素材—神奈川县企业税案
　 在日本，企业除了要缴纳作为国税的法人税之外，还负有缴纳县税即地方税法上以法定普通税的名义规定的法人事业税的义务。神奈川县由于财政窘迫，于2001年制定了企业税条例。但是这种企业税与法人事业税不同，它不是由地方税法直接规定的法定税，而是根据地方税法上允许地方公共团体在符合一定．的必要条件下独自制定的法定外普通税。
　 具体而言，法人事业税在计算法人所得时，允许将该年度之前的亏损以结转的形式处理亏损。因此，有可能出现企业年度决算盈余却不用交法人事业税的情况。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企业税不允许结转扣除亏损，而以计算出的年度所得金额为基础对企业征收3％的税金。
　 对企业而言，用结转亏损处理的办法可以不用交法人事业税，但是如果单年度出现盈余的话却必须缴纳企业税。于是神奈川县的一个企业，以规定企业税的条例违反地方税法为由提起诉讼。由于一审判定原告胜诉（横滨地方法院2008年3月19 日判决《判例时报》第2020号第29页），而二审神奈川县反败为胜（东京高等法院2010年2月25日判决《判例时报》第2074号第32页），于是企业三审上诉到最高法院，目前正等待着最高法院的判决。
　 二、框架法（准则法）与基本法
　 在神奈川县企业税案（以下简称为“企业税案”）中，争议是围绕着该县的企业税条例是否违反地方税法而展开来的。两者不是法律与委任命令的关系。地方税法规定的是地方公共团体在制定税务条例之际的基准，与有关委任立法的审查方法无关。也就是说，地方税法在尊重地方公共团体财政自主权的同时，为了防止税制因地方团体不同引起居民的税负显著失衡，而以国家法的形式设定了统一的基准或界限。这与宪法上的保障地方自治的原理并不相悖。学术界在表现上述地方税法的性质时，采用了准则法、基准法、范围法、框架法等术语，但用法至今尚未统一。在此，我暂且采用能够如实地反映了其性质的“框架法”这一用语。地方公务员法、地方财政法也同样属于框架法。尽管地方自治法也可以被定位为基本法，但其中却包含了许多具有框架法性质的规定。因此，有关地方自治的通则性法典即地方自治法属于框架法的范畴，其作为日本法体系的一个类型，成为行政法研究的对象。关于框架法，在日本就其本身的研究尚未深入开展，以下暂且就其中若干问题加以说明。
　 （1）尽管框架法被解释为主要是规范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关系的法，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规范在与国家关系中享有自治权的团体和国家间的基本关系之法。例如，在日本，因为国立大学也享有宪法上自治权之保障（宪法第23条），所以也可以将规范国立大学之组织和运营的国立大学法理解为这样的一种框架法。
　 （2）框架法具有两个不同的功能：一个是作为国家法的框架法，其只提出有关某种制度的基本框架，至于具体的规定，则交由地方性法规来规定。因此，在与地方公共团体的关系上，它具有保护地方自治的功能。另一个是，框架法从保护超越个别地方公共团体之利益（也可称之为国家性的利益）的角度出发，给团体的活动规定了一定的界限，所以在与地方公共团体的关系上其具有参与地方自治的功能。这一点，从框架法的性质来看，与其说这是框架法本来的功能，莫不如说是一种派生功能。可是，不管是地方自治也好，还是大学自治也罢，当宪法上关于保障自治权的广度及深度的界定不明确时，在框架法这种形式下，国家的利益或意志有可能优先[1]。
　 （3）企业税事件为检验这两种功能相互冲突的情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具体地说，地方税法在列举了地方公共团体可以课取10种法定税（第4条第2款）的同时，另外也允许地方公共团体可以课取其他普通税（法定外普通税）（同条第3款）。被告神奈川县重视作为框架法的地方税法之保护地方自治功能。与此相对的是原告企业强调的是地方税法所规定的界限。当然，这样的主张是因为出于有利于企业利益之考虑。
　 （4）我认为，像这样的问题是会随着地方政府职责重要性的增大，而必然产生的普遍现象。实际上德国法的“Rahmengesetz”在日本也是广为人知的法形式。例如在“Rahmengesetz zur Vereinheitlichung des Beamtenrechts, Hochschul-rahmengesetz”当中，先用联邦法规定官吏法、大学法的大框架，然后由各邦在该框架内制定具体的规定。在这一点上，它与日本的公务员法等法律相似。德国的“Rahmengesetz”有时也被翻译成基准法、框架法、准则法等。但是，“Rahmengesetz”在各自具有固有的立法权限之联邦制度下，承担着调整联邦法与邦法关系的作用，与规范国家和自治体之关系的日本法中的框架法在前提上有所不同。除了翻译用语本身有待商榷外，也因2006年联邦宪法的修改而被废止。但是，我希望当我们探讨如何调整政府间立法权限关系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课题时，能够关注德国“Rahmengesetzgebung”的理论与实务状态。这可以为加深我们的讨论提供丰富的信息。
　 （5）在日本，除了框架法之外，还存在着许多带有基本法名称的法律。尽管其内容多种多样，但基本法一般不具有直接规范国民、企业、地方公共团体等的规定。不管是消费者基本法，还是犯罪被害者等基本法，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基本法除了规定法律之目的、基本理念、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的责任与义务之外，有的还规定企业和国民的责任与义务。其中，甚至还包含着一些类似于道德规范性质的规定。因此，基本法并不是制定法律规范（Rechtssatz）。在这一点上，尽管其与框架法有相似之处，但在另一方面，却与为自治体立法作用制定法的界限的框架法相异。因此，基本法虽然采取了法律的形式，但却与西欧法中的法律规范的性质不同。实际上，在西欧各国既不存在带有基本法名称的法律，也不存在内容上与日本法的基本法相对应的法律。此外，德国的“Grundgesetz”在日本被翻译为基本法，可是自不待言它是宪法法典，与按照通常的法律制定程序一样制定的日本基本法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对此问题在此暂且不进行深入讨论。就我所知，与西欧法里不存在基本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上除日本之外，承认基本法之存在的，还有韩国和台湾 [2]。
　 我们是把这种现象看作东亚特有的现象，还是把它视为作为以法律的形式来表达国家意志的方式，超越了东亚而成为现代国家具有普遍性的现象？从行政法学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与今后框架法的发展一样，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命题。
　 三、行政法总论与各论
　 在日本，企业税案是按照行政事件诉讼之一撤销诉讼来处理的。由于在日本不存在租税法院，所以有关租税的诉讼也与通常的行政事件一样服从同一法院的管辖。可是，在税务诉讼理论当中，存在着与诸如处分性论、举证责任论等通常的行政诉讼不同的论点，因此在日本有关税务诉讼理论的议论相当活跃。而且，从租税实体法的层面来看，由于存在着很多大大超出行政法一般理论范围的论题，所以现在租税法已经从行政法学中独立出来而成为租税法学的研究对象。在行政法体系中，区分行政法总论与行政法各论之意义，还有行政法各论之存在的意义等问题，以前在日本已经有过探讨 [3]。因此在本报告中，我以企业税案为素材，仅就租税论和行政活动一般论的关系这一问题加以考察。
　 依我个人的观点来看，企业税问题的关键在于：法人税及法人事业税在本质上附带有扣除结转亏损的制度，而作为否认此制度的结果而登场的企业税，它到底有没有超越框架法之地方税法所定的界限呢？其中扣除结转亏损制度在法人税法上应该如何定位这一问题正是作为租税实体法的租税法学、进而是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在此没有行政法一般论置喙的余地。尽管如此，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说这个案件与行政法学毫无关联了呢？其实绝非如此。首先在法人税及法人事业税与扣除结转亏损制度的关系方面，在此暂且不论其在租税法和财政学上是否已经有明确规定，而当其间的关系并非明确之际，我想不管是站在哪个立场上，都有必要就法律的不足之处进行补充与探讨。到那时，有关于保障地方自治密切相关的框架法之性质以及存在于其背后的自主财政论等争论，将会成为很大的论点。此外，在企业税案件中，在原告的主张与被告对其的反驳之中，也就诸如法律与条例的关系、比例原则、平等原则、适用违宪等有关行政活动在公法上的各项原则进行了讨论。就租税事件是行政事件而言，宪法、行政法的基本原理是如何实现的这个问题，是宪法和行政法学的重要关心所在。换言之，一般行政法的基本原理在个别具体的行政过程中是否具有效力，这一点将要受到验证。对此，企业税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事例。
　 另外，尽管在企业税案中没有被提及，在日本，有关在行政法总论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行政调查的研究经历了如下的变化：先是在税法学领域以涉及税务调查与人权保障之关系的最高法院判决为素材，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之后以吸收其研究成果的形式，从前被视为即时强制之一的税务调查，现已作为行政调查逐渐地被行政法总论所接纳 [4]。
　 是应该称之为行政法各论还是特殊法，抑或作为独立法加以整理呢？尽管这个概念问题尚有待今后的探讨，但是在此必须注意的是：个别行政法领域与行政法总论是密切相关相互依存的。我认为无视个别行政法领域的特殊性而固执行政法的传统理论，这种做法并不符合利益错综复杂的现代行政。反之，也不能因为过于强调个别行政法领域的特殊性，而歪曲了现代法的基本原理。
　 四、理论与实务
　 在企业税案中引起议论的不仅是地方财政学、租税法学，还有公法学上所形成的一般理论。这是因为企业税这个主张本身来源于以财政学、税法学等学者为骨干的研究会之报告。原告和被告间的理论斗争也是围绕这个研究报告的成果而进行的。当时，很多税法、行政法、宪法学者分成原告和被告两方，分别向法院提交了意见书。这也是企业税案的特色之一。二审判决具体列举了提交意见书的学者姓名，此举也是没有先例的（在二审阶段原告方（被上诉人）意见书7份，被告方（上诉人）10份）。这如实地反映出法院认为本案的争点是需要慎重斟酌的难题。
　 法律学者应当事人的请求撰写意见书之举，在日本并非少见。据说在德国也常有法律学教授就与具体诉讼的关系而撰写“Gutachten”的，有时甚至将其作为著作公开发表。
　 事实上意见书在裁判过程中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对此我不太清楚。不过据传闻，似乎因法院或法官而异。法律学者并非只局限于在事后撰写一些理论性和体系性的论文、进行判例评释或判例解说。在现实的诉讼中，他们从自己的理论立场出发就案件发表意见之举，起到了沟通理论与实际之作用，是值得给予积极评价的。特别是在现代型诉讼当中，当政策论和解释论相互关联区分不清、或是利益错综复杂之际，意见书就更有其存在的道理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税案作为学者们也参与其中的现代型诉讼，虽不多见却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现象。另一方面，由于意见书是应诉讼当事人的委托而做成的，因此应该注意避免自己的理论受到委托人意愿的左右。
　 五、结语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从我出席东亚行政法学会第1届学术大会算起，一转眼已经15年了。其间，我们从两年一度的学术大会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各国在完善行政法制度、加强行政法研究的双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另外，东亚自身在经济交流、社会交流领域发生的变化也是惊人的。也许法文化交流注定落后于其他文化的交流。但是东亚各国肩负着相同的使命，即必须同步解决如何使现代法落地生根和怎样应对当代法的课题，在这一点上，东亚的相同之处甚多。如果承蒙您把我今天的发言也作为其中的一个例子的话，我将感到非常荣幸。



注释:
[1]参见?c野宏「地方公?赵狈ㄖ皮?溥w—法制定60周年を迎ぇて」地方公?赵痹卤 2010年11月号18页注（13）。
[2]?c野宏「基本法について」,『日本学士院纪要』63卷1号（2008年）20页以下。
[3]?c野宏「行政法の对象と??臁梗?980年），?c野宏『公法と私法』（有斐阁1989年）247页以下。
[4]?c野宏「行政法の对象と??臁梗?980年），?c野宏『公法と私法』（有斐阁1989年）247页以下。

陕西省榆林市人民政府


榆林市人民政府令

第12号



现发布《榆林市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管理办法》，自2004年3月1日起施行。




市长：

二○○四年二月十九日





榆林市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全市农作物种子生产基地和经营市场的管理，规范种子生产、经营、管理行为，维护种子生产者、经营者、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提高种子质量，促进种子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农业部《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和《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农作物种子的生产、经营、管理等活动。

第二章　生产管理

第三条　主要农作物商品种子的生产实行许可证制度。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及其亲本种子、常规种原种种子的生产许可证由生产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受委托的县区种子管理部门审核，经市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受委托的市种子管理部门复审，报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主要农作物常规种的生产许可证由生产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受委托的县区种子管理部门审核，受委托的市级种子管理部门复审，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
第四条　申请领取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的单位或个人，应具备种子法及农业部《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和《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办法》规定的条件，并按其程序办理。
第五条　非主要农作物商品种子的生产实行登记备案制度。由生产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受委托的县区种子管理部门审核登记，报市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受委托的市级种子管理部门备案。
第六条　申请办理非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登记备案的单位或个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生产常规种子的，注册资本30万元以上，生产杂交种子的，注册资本50万元以上。
（二）有固定的办公场地、种子晒场和必要的仓储设施。
（三）经省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的种子检验人员1名以上，熟悉种子生产的技术人员2名以上，并具有种子储藏保管专业技术人员1名以上。
（四）具有繁殖种子的隔离和培育条件。
（五）具有无检疫对象的种子生产地点。
（六）具有常规种子质量检验仪器设备。
第七条　县级审核、登记机关要在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登记工作;市级审批机关要在收到县级审核材料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发给生产许可证；需报省上审批的，市级复审机关要在收到县级审核材料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复审工作, 并上报审批机关。审核、复审、审批未通过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八条　种子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3年。种子生产登记备案证明有效期为1年，种子生产者应在有效期满前一个月，持原证明重新申请登记。
第九条　禁止变造、伪造、买卖、租借种子生产许可证及登记备案证明；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无证或未按照生产许可证、登记备案证明规定的生产区域、种类、品种、面积生产种子。
第十条　商品种子的生产应当严格执行种子生产技术规程和种子检验、检疫规程，确保种子质量达到国家规定标准。种子生产者应当建立生产档案，载明生产地点、亲本种子来源、质量和田间检验记录等内容。
第十一条　要建立制种亲本的生育特性、适应性和来源备案制度。制种企业要向县、市种子管理部门提供真实可靠的亲本生育特性材料、生产适应性报告、栽培技术规程和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证明，属授权品种的，还必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第三章　经营管理

第十二条　农作物种子经营实行许可证制度。种子经营者必须先取得种子经营许可证后，凭种子经营许可证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种子营业执照。种子经营许可证实行分级审批发放制度。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及其亲本种子、常规种原种种子的经营许可证由经营者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受委托的县区种子管理部门审核，市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受委托的市级种子管理部门复审，报省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其它农作物种子的经营许可证由经营者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受委托的县区种子管理部门审核，市级种子管理部门复审后由市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
第十三条　申请领取种子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或个人，应当具备种子法及农业部配套法规和《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办法》规定的条件，并按其程序办理。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按《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办理：
（一）种子经营者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
（二）种子经营者按照经营许可证规定的有效区域设立分支机构的；
（三）受具有种子经营许可证的种子经营者书面委托代销其种子的。
第十五条　经营许可证的办理程序参照种子法第十七条和本办法第七条之规定办理。
第十六条　种子经营备案证明有效期为1年。在有效期内变更经营项目，应办理变更手续。期满后需申请重新登记的，应在有效期满前一个月内持原证明申请办理。
第十七条 农作物种子价格应按物价部门有关政策规定执行。

第四章　基地管理

第十八条　市人民政府制定全市种子产业发展规划，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财政、贷款和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保证规划的实施；县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内种子产业的统筹规划、制定贯彻落实意见和宏观调控；乡镇行政组织具体负责组织种子产业的实施，并协调解决种子生产中出现的问题；村级行政组织具体负责落实面积、地块、制种户，配合相关部门协调解决制种户与非制种户之间的矛盾，并监督管理种子生产的各个环节。
第十九条　种子生产基地村应当具备农作物种子生产所必须的条件，要与有资格的种子生产单位签订种子生产合同。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在种子生产区域内从事危害种子生产的活动。对拒不执行统一规划，在已划定的制种隔离区内种植同类作物的，应强制割除造成的经济损失自行承担。
第二十一条　种子生产基地农户应当严格执行种子生产技术操作规程，确保种子质量。所产合格种子必须按合同约定全部交售给预约生产方，禁止拒交、非法倒卖、掺杂使假。因栽培管理不善或不遵守技术操作规程而导致的产量和质量损失，由农户承担。
第二十二条　种子生产企业应当全面负责基地生产的技术指导，及时按合同约定收购所产合格种子，并承担因品种不适或技术指导失误造成的损失。
第二十三条　种子生产企业在每年播种前1个月，必须将生产种子的种类、品种、面积、生产基地所在乡村以及签订的合同等材料，逐级上报县、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种子管理部门登记备案。经登记确认的种子生产基地，受法律保护。
第二十四条　种子生产基地要本着长期发展，相对稳定的原则。种子生产者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对基地给予一定的建设投资、技术培训和信息法制服务，提高基地的生产管理水平。
第二十五条　市、县种子管理部门要建立资审实地考查制度。对辖区内种子生产基地的隔离、生产技术、民情民意以及生产企业的资产实力、技术水平、市场预测等进行真实性考查。
第二十六条　建立制种企业及种子基地乡、村信誉等级评估制度。市、县种子管理部门每年根据辖区种子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包括基地落实、生产过程质量控制，管理部门质量检验结果，合同履约情况等）和基地乡、村生产情况（包括隔离区的设置、基地管理、技术措施落实、合同履约情况等）进行综合评估，并予公布。

第五章　质量管理

第二十七条　生产、经营、筹备、使用种子，应当进行质量检验，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种子，不得调出、调入和使用。
第二十八条　种子企业要建立健全质量保证制度。保证其生产、加工、包装、销售的种子符合种子法及有关配套法规规定的标准。
第二十九条　市、县植物检疫部门要严格按照《植物检疫条例》和《陕西省种子苗木检疫办法》的规定搞好种子检疫工作。对调入本辖区内繁殖种子的亲本种子，调入单位要凭植物检疫证书等相关材料向当地植物检疫部门申报备案。
第三十条　依法承担种子质量监督检验工作的机构，应符合《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并按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和第二十七条规定开展工作和收费。

第六章　合同管理

第三十一条　市级种子管理部门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有关规定监制统一的农作物种子生产合同，合同必须明确制种双方的法律义务、风险责任、违约责任和仲裁条款。制种合同必须由制种企业与基地村签订。
第三十二条　基地村在签订合同前，应查验生产单位有无种子生产资格。若农户自行接受无证单位制种任务，除按种子法的规定进行查处外，造成的一切后果自负。
第三十三条　合同纠纷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当事人不愿通过协商解决或者协商不成的，申请仲裁机构裁决，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制种农户不得聚众围攻各级人民政府和生产单位。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无证生产或超出种子生产许可证规定的范围、面积和区域生产种子的；或者种子生产面积、品种、基地变更后未及时申报办理变更手续的；无证经营或超范围经营以及不按规定申报备案经营农作物种子的；均按非法生产经营论处，依照种子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处罚。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种子生产田未达到规定的田间隔离标准的，视为生产假劣种子行为，依照种子法第五十九条之规定处罚。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争抢他人已登记的生产基地或抢购、套购他人基地所产种子者，按无证生产经营对待，依照种子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处罚；基地农户违法倒卖种子的，没收倒卖的种子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对不履行生产经营合同或与无资格生产企业签订制种合同、在当年信誉等级评估较差且造成不良影响的制种企业或基地村，除按有关法律进行制裁外，要通报其不良行为，并取消制种企业种子生产经营资格一至两年。取消制种村制种基地资格两至三年。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应当备案而未备案的，依照种子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处罚。
第三十九条　对蓄意煽动制种农户围攻各级人民政府和生产单位的行为人，根据情节轻重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市、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受委托的种子管理部门的执法人员应对辖区内种子生产、加工、贮藏、运输等环节依法进行检查。对拒绝、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检查的，由公安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所指的主要农作物为稻、小麦、玉米、棉花、大豆、油菜、马铃薯、向日葵和苹果。
第四十二条 中药材、蔬菜、草种、花卉、食用菌菌种的生产、经营、使用和管理活动，按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由榆林市农业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自2004年3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