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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政府


山西省人民政府印发延长农村土地承包期允许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山西省政府



各地区行政公署，各市、县人民政府，省直各委、办、厅、局：
现将《延长农村土地承包期、允许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的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延长农村土地承包期允许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的实施办法
农村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极大的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但近几年农村土地承包管理也出现了不少新问题，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阻碍着农村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现根据中共中央《关
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提出的进一步延长农村土地承包期限、允许有偿转让、发展规模经营等新的改革政策，特制定如下实施办法：
一、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稳定、完善、流动的土地经营制度
（一）当前完善土地承包管理的目的。为适应农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进一步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给农户更大的经营自主权，鼓励农民投入，提高土地的生产率；避免承包耕地数量与地块的频繁变动，防止经营规模不断被细分；适应人地关系变化和扩大经营规模要求，
促进农村劳动力离土经营，促进土地合理流动和高效利用。
（二）继续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允许延长土地承包期，放活使用权；允许土地依法转让、出租、入股，逐步使土地向种田能手和专业队组集中，发展和扩大规模经营。坚持经济效益原则，同时兼顾社会福利原则；坚持民主管理原则，大的承包管理事宜由全体村民或村民代表
大会集体议定。正确处理集体调节与农户自主经营的关系，效益与公平的关系，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稳定与发展的关系。
（三）现有耕地承包期再延长三十年不变。贫困山老区和边远山区延长五十年不变。拍卖和承包给农民开发治理的荒山、荒坡、荒沟、荒滩使用期一百年不变。
（四）全省农村延长土地承包期限的工作，于今明两年内完成。各地要加强领导，迅速部署，组织力量，积极试点，一九九四年秋冬完成大部分村的土地承包期延长工作，少部分条件不成熟的于一九九五年完成。土地原定承包期限不到的，也统一延长到三十年或五十年（一般地区三十
年、贫困山老区和边远山区五十年）。同时，要做好土地承包合同的完善工作，使承包合同规范比。延长土地承包期过程中不准打乱重分。
二、征（占）承包土地的权属确定和补偿
（五）国家建设归征用承包土地，征用后的土地属国家所有、土地使用权归征地单位；乡村集体占用承包土地，占用后的土地仍属原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归现占地的单位和个人。
（六）国家征用承包土地，必须按土地管理法规规定给予补偿，征地补偿费归被征地集体，由集体参照当地农户间转让土地价格补偿土地承包户，并可适当安排承包户中的青壮劳力在征地的企业就业。
（七）乡村集体建设占用承包土地的补偿。可采用如下办法：1、安排原承包户到占地企业就业；2、以土地使用权入股；3、优先承包乡村集体新开发的土地；4、转包其他农户的土地；5、从集体原留的机动土地中调整；6、从集体的其他经营收入中补偿。
三、现有耕地承包转让对法
（八）耕地承包期内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办法。今后不允许再因人口变化而采取行政手段频繁调整土地，在规定承包期限内农户承包土地的数量和地块都要加以稳定。新增人口主要从事二、三产业等非农产业和开发性生产，或者通过租包转让耕地解决。迁出户口者（不
包括出嫁）所承包的土地要收归集体。
（九）农户对所承包的土地享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可以根据市场需求，放心、放手、放胆地增加投入，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乡村领导要坚持多指导不干涉。
（十）承包户在承包期内对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可以有偿也可以无偿，转让期限可长可短，经发包方同意，在自愿互利原则下，由转出和转入双方商定。土地转让者不受行政区域限制。耕地所有承担的义务，可以由原承包户担负，也可以由转包户履行，要订立转让合同，保证完成。转
让期满后原承包产可按转让合同收回继续经营。
（十一）耕地转让后未经批准，不得改变耕地用途，不得在转包地上搞烧砖、挖沙、采石、开矿、炼铁、炼焦、建房、葬坟等与承包经营无关的非农产业设施。
（十二）鼓励农户在转包土地上增加投入，开展农田基本建设，按集体规划兴建农业基础设施，切实改变了生产条件的．转包期满后由集体和原承包产给予适当补偿。
（十三）集体要进一步加强对土地的承包管理工作，建立必要的土地管理制度，承包户必须严格执行，不断增肥地力，提高土地质量。今后可不再区分口粮田和责任田，统一称为承包田。农民对承包田要按合同规定逐年上交国家税收和乡、村集体提留，完成国家定购任务。否则，集体
有权收回土地。另行发包。
四、积极发展和扩大规模经营
（十四）农村二、三产业发达，劳动力大多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地方，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土地不再按人口和劳力平均承包。应积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规模经济效益。已形成的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要加以巩固和提高，用先进设备和科学技术进行武装，建设现代化农业。
（十五）针对当前大多数群众不愿放弃土地的实际情况，可兴办股份合作农场，农户以土地的使用权入股，实行统一规模经营，收入按股分红。
在群众不愿承包土地的地方，集体可兴办农场。或以厂带地，实行企业化管理，也可由部分农户集体承包经营，发展家庭农场。集体要做好服务工作，给予积极的扶持。
五、拍卖“四荒”使用权
（十六）继续拍卖“四荒”使用权，调动群众开发治理的积极性，谁购买，谁治理，谁受益。拍卖“四荒”包括地表及地表附属物，不含地下矿藏资源。凡具有开发治理能力的农民、国家机关干部职工及企事业单位都可以购买，身份不限，但当地农民购买优先。开发治理成果允许继承
、转让，抵押、拍卖。
（十七）坚持多种形式开发治理，户包治理小流域好的要加以稳定。在鼓励个人从事开发治理的同时，乡村集体要大力组织开发，特别是要积极组建股份合作开发公司，广泛吸收社会资金和人力、物力，实行股份合作经营。也可将开发成果向社会拍卖，边开发边拍卖，滚动发展。要大
力支持自然条件恶劣的贫困山老区群众异地开发，将开发与移民相结合，加快脱贫致富步伐。
（十八）“四荒”治理后栽植的林木等归治理者所有。受益后十年内免征农林特产税，新建的农田十年内不提留、免缴农业税。但购买者不积极开发治理，两年内不见效果，集体有权收回另行拍卖。
（十九）山区二十五度以上坡地严禁开垦，防止造成新的水士流失。已开垦的要尽快退耕还林还草，恢复植被，保持生态平衡。集体要明确制定出定期检查的规定和办法，严格管理，发现有掠夺开发行为的，经教育又不改正者，要坚决收回。
六、加强对土地承包转让工作的领导和管理
（二十）完善和搞好土地承包管理、是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保持农村安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进一步延长承包期限，实行有偿转让、政策性垠强，群众十分关心，各地一定要加强领导、积极稳妥地进行。各县要由县委农工部牵头，吸收农业、土地等单位组成专门队伍，由一名县
分管领导挂帅，集中力量做好这项工作。每个县都要先搞几个试点村，取得经验后再在面上推开。要以村申报，乡镇审查。由县委农工部批准后再进行。地、市要加强督促、检查和指导．把工作做深做细。防止出现混乱。各级都要加强调查研究，及时发现和解决土地承包管理中出现的新问
题，保证中央政策的贯彻执行，促进土地承包期限延长工作的顺利完成，加快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二十一）为了进一步稳定土地承包责任制，承包期限延长后，要重新签订承包合同，统一由县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承包使用权证书。购买开发治理“四荒”，由县人民政府发给“四荒”开发治理使用证书。土地承包使用证和“四荒”开发治理使用证按照省土地局统一制定的格式，由县
印制核发。土地承包合同按照省农牧厅统一制定的格式，以县印制，由村合作经济组织与农户签订。承包经营者的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犯。各地都要进一步规范合同的签订程序，无论完善土地承包或拍卖“四荒”，都要十分注意坚持民主、公开的原则，防止少数人说了算。给承
包管理带来新的困难。
（二十二）农村土地承包转让和“四荒”开发治理中发生矛盾纠纷，先由土地所在村集体经济组织协商解决，协商无效的山字镇合同管理机构调解和仲裁，不服者可由县农村经济管理机构复议裁决，仍然不服者可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



1994年2月21日
　　　　　　　　　　　浅议司法实践中渎职罪犯罪主体的认定问题

　　　　　　　　　　　　　　　景县人民检察院 王峰

【摘要】：我国刑法规定的渎职犯罪主体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然而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理解存在众多争议，虽然出台了相关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渎职罪主体认定中的疑难问题，这些问题在司法实践中给办案人员造成了很大的困惑。
【关键词】：渎职犯罪 犯罪主体 国家工作人员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正文】：
　一、我国刑法对渎职犯罪主体规定的变化
我国刑法关于渎职罪主体的规定, 在刑事立法与司法解释中存在着一个演进过程。79刑法将渎职罪主体界定为“国家工作人员”，而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十分宽泛，可以包括一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97年修订的刑法，则把渎职犯罪的主体限定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79刑法到97年修订刑法再到02年立法解释三个阶段的变化过程，体现了由“宽”到“严”再到“宽严结合”的立法指导思想。但是，由于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何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造成理论界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论”与“职权论”的争论不休，以及司法实践界的不同执法，严重削弱了法制的权威，甚至许多实际履行着国家行政管理职能的人员的严重渎职行为，难以受到刑罚的应有制裁，造成强烈的社会反响，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两高”先后出台了多个司法解释和会议纪要，对渎职犯罪主体进行了扩张性解释。虽然高检院、最高法就渎职罪主体问题在职权范围内先后作出司法解释，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有效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在查办渎职犯罪中经常碰到渎职犯罪的主体不适格问题，严重影响查处大案、要案的力度。
　二、对渎职犯罪的主体适用存在的争议
　　学界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本质的理解，向来存在争议，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身份说”。“身份说”认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理应是具有国家干部身份的人。其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1995年12月15日颁布的《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将“国家工作人员”解释为“在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公司、企业中行使管理职权，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包括受国有公司、国有企业委派或者聘请，作为国有公司、国有企业代表，在中外合资、合作、股份制公司、企业中，行使管理职权，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由于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此，从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论中必然推导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论。至于何为国家干部身份，通常的认定标准是，是否填过国家统一制作的《干部履历表》，是否经县以上人事管理部门审批或备案，是否经正式分配到公司、企业的大、中专毕业生以及军转干部，是否在单位的编制之内。以“身份”为判断标准认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一度成为审判机关的通说，这种观点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仍然有相当的市场。
　2、“公务说”，也称“职能论”。它认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以是否从事公务来衡量。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本质在于从事公务，如果行为人的职业不是从事公务，就不构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公务说”源于1979年刑法，这是立法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从事公务”的概念。由于该说较好地把握住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特征，有利于打击犯罪，因而得到刑法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的普遍认同。
　3、“身份与公务兼具说”。此种观点认为，从事公务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而从事公务活动又需要一定的资格身份，这种资格身份不能片面地强调为仅指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而言，它还应包括依法取得从事公务的一种资格。因此，在界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范围时，应将“身份”和“公务”有机地结合起来。二者不可偏废。
　4、三位一体的“新公务论”。认为关于渎职罪主体的本质特征，应坚持以具备资格为前提，以拥有职责和职权为基础，以职务名义从事国家管理、公共管理和社会管理等公务为核心的三位一体的“新公务论”。其包括三种模式，模式一：法定身份+职责权限+以职务名义从事国家管理、公共管理或社会管理等公务；模式二：经合法授权+职责权限+以职务名义从事国家管理、公共管理或社会管理等公务；模式三：受有权机关委托+职责权限+以职务名义从事国家管理、公共管理或社会管理等公务。
　　上述观点均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均存在一定的缺陷。身份说最大的优点是便于司法操作，其认定有较为明确的标准。但身份说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化，人事制度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聘用、委托等用人方式的采用使得一个人无论具有何种身份，都有可能从事国家公务，故身份说已经不合时宜了。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罪是一种职务犯罪，这种犯罪必须发生在履行公务的过程中，所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应采公务说，以是否从事公务来作为界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标准。但是上述公务说未能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公务和国家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公务加以区分，造成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认定上仍存在不合理之处。因此公务说的关键在于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公务的界定。此外，在理论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刑法上的特殊主体，渎职罪是一种身份犯。如果完全不考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只以是否从事特定公务作为判断标准，则如何体现其身份犯的特征呢？如果某人在从事特定公务时根本就没有从事公务的资格，能否认定其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而构成相关犯罪呢？笔者认为这是值得怀疑的。因此，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是不能被忽略的，它应是从事公务的前提条件。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笔者认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是指依法取得从事特定公务的资格，相比较来说，“身份与公务兼具说”和三位一体的“新公务论”是合理的，但对身份和公务的含义还需要进一步明确界定。
三、渎职犯罪主体的认定对司法实践的影响
对渎职犯罪主体认定的争议同样存在于司法实践中,有些办案人员经常将渎职犯罪的主体资格混淆，除了自身的素质外，也有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立法解释的不统一、相互矛盾等问题，造成办案人员在理解上存在偏差。
　　第一，司法解释的不合理。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严格限定为“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会放纵犯罪，因此立法和司法解释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作了扩大解释。这些解释虽然符合打击犯罪的实际需要，但若探究理论根据，则经不起推敲。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立法解释虽然扩大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但这种扩张性解释是否符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语义范围，还值得探讨。最高人民检察院2000年10月9日和2000年10月31日两个司法解释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论，这把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混为一谈，而国家工作人员应该是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两类人员的。这两个《批复》的精神尽管正确，但在解释根据上却值得商榷，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嫌疑。
　　第二，刑法、刑诉法的不统一。《刑事诉讼法》第18条第2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该条规定清楚地表明，渎职案件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侵权案件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是刑法中规定的渎职犯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两者存在矛盾。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联合作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中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特别指出“修订后的刑法已将渎职罪的主体修改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根据这一修改，人民检察院管辖的‘渎职犯罪’，是指刑法分则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罪。”
　　第三，附属刑法中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渎职构成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如《防震减灾法》第47条“国家工作人员在防震减灾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提到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再如，《劳动法》第103条规定“劳动行政部门或者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的有关部门就包括了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类似规定不再一一列举。这些附属刑法的规定与刑法典不协调。
　四、渎职犯罪主体应通过立法加以修正
　　鉴于以上存在的问题，把渎职罪的主体规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合适，应予以修正。新刑法第9章将渎职罪的主体限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主要的理由是只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才有“职”可渎，企事业单位人员的经营管理活动无“职”可渎。但是这一立法理由“是不顾我国社会现实的、纯学术的概念游戏，渎职罪本质是侵犯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此意义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与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社会危害性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因为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侵犯的也是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这正如刑法第8章所规定的贪污贿赂罪并没有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分开，是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目前的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但是解释存在的根据值得怀疑。因此，关于本罪的主体问题，不应该仅仅通过解释来修修补补，最好能在立法上进行修正，加以统一。
　　由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对渎职犯罪主体的确定既要具有前瞻性，又要实事求是，不能一味的盲目超前，要符合我国的国情，因此笔者建议，渎职犯罪中的主体应以“国家工作人员”代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并在刑法总则中明确定义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的含义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及军事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二是在国有企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受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委托在非国有企事业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三是受国家机关的聘用、委托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四是临时代表国家执行公务的人员，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五是其他依法代表国家从事公务的人员。

参考文献：
1.金波、梅传强：《公务员职务犯罪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
2.郭立新、苏凌主编：《渎职侵权犯罪认定疑难问题解析》，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
3.《反腐倡廉法制教育丛书》编写组编：《当前党员领导干部困惑的职务犯罪疑点、热点问题解析》，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
4.张兆松、李志雄、章晓民：《渎职犯罪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
5.陈连福主编：《反渎职侵权实务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版。
6. 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0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