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物价局 广东省绿化委员会关于义务植树绿化费征收使用的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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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兰州市全民义务植树暂行办法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1988年12月17日兰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原则通过 1989年1月20日甘肃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深入持久地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根据全国人大《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结合本市的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全市的义务植树，在市、县（区）绿化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由林业、园林主管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实施。
部队、机关、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本单位、本村的义务植树。
第三条 凡居住在我市男十八至六十岁、女十八至五十五岁的公民，除丧失劳动能力者外，每人每年义务植树五棵，或完成相应劳动量的绿化任务。
对十一至十七岁的青少年应当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就近安排植树或参加力所能及的绿化劳动。
第四条 每年4月份的第一周为全市集中义务植树时间。
第五条 义务植树投入的劳动，限于营造国有林，集体（单位）林和城镇园林绿地。
第六条 城区义务植树的重点是南北两山的绿化和园林绿地建设。
各单位应当承包南北两山的绿化任务，建立单位的义务植树基地。确实无力承包的单位，在市、区林业、园林主管部门划定的地段义务植树，或承担其他绿化、管护任务。
第七条 郊区城镇和地处效区位的义务植树，除搞好本地区、本单位的园林绿地建设外，也应当建立义务植树基地。
第八条 农村以乡（镇）、村、社为单位建立义务植树基地，或者组织村民到国营、集体林场（站）义务植树，也可以参加国家重点绿化工程建设和小流域治理等与绿化有关的义务劳动。
第九条 个体劳动者和城镇居民，分别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街道办事处统一组织，在林业、园林主管部门划定的地段义务植树。
第十条 由于特殊原因不能参加义务植树劳动的，经县、区绿化委员会批准，可以按城镇公民每棵2至5元，农村公民每棵1至3元缴纳义务植树费。
义务植树费由县、区绿化委员会负责收缴，用于义务植树。
第十一条 使用义务劳动，在国营土地上栽植的树木，林权归经营管理单位所有；在承包荒山荒地上栽植的树木，归承包单位所有；在集体土地上栽植的树木，归集体所有。如果情况特殊，另有协议或合同，按协议或合同的规定办理。对林权所有者，由县、区人民政府发给林权证书。


单位在荒山荒地上建立的义务植树基地，由县、区人民政府发给土地使用证，受法律保护。
第十二条 义务植树所需苗木，由林权所有单位负责供给。
第十三条 义务栽植的树木，由林权所有单位负责管护。
第十四条 市、县（区）绿化委员会必须制定义务植树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第十五条 单位和个人在义务植树工作中成绩显著，或制止、检举揭发损坏树木、花草的行为有功的，由市、县（区）人民政府或绿化委员会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十六条 对无故不完成义务植树任务的单位，由所在县、区林业、园林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完成；逾期不完成的，由县、区绿化委员会按照本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加收一至三倍的义务植树费，并追究领导和当事人的责任。
第十七条 年满十八岁的公民无故不完成义务植树任务的，由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责令限期完成；逾期仍不完成的，由县、区绿化委员会按照本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加收一至三倍的义务植树费。
第十八条 单位或个人对绿化委员会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在接到处理决定之日起十天内，可以向上一级绿化委员会提出复议。
对复议决定仍不服的，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天内，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又不执行的，由县、区绿化委员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兰州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89年1月20日
恢复性司法在国外的实践已经有大约30年的时间，但直到本世纪初的2002年，才译介入我国。不过，这一理论的“本土化实践”进程非常快，从2004年开始，实践中就有了被称为“恢复性司法”的探索。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理中，为了贯彻未成年人司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人民法院在审判组织、审判程序和法律适用等方面，也不断进行新的尝试。短短几年的时间，已经有不少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建立了“恢复性司法”的操作规范，正在将实践制度化。

实践中的“恢复性司法”模式主要在于弥补被害人的损害，一方面促成未成年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的损害，另一方面促成未成年被告人认识自己的错误，并且向被害人道歉。这一“恢复性”司法模式其实就是“被害人—犯罪人调解模式”，也可以称为“刑事和解”。笔者并不否认这一实践的重要意义。但必须指出，这种刑事和解模式，在实践中早已有之，很难说就是“恢复性司法”理论的一种中国化实践。

刑事和解模式的产生缘于对被害人利益的重视。传统刑事司法强调犯罪是对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的侵犯，惩罚犯罪的权力应由国家垄断，而因犯罪蒙受巨大损害的被害人在传统刑事司法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中，未成年人一般没有收入，赔偿能力十分有限，由他们来承担赔偿责任的可能性更小。很多被害人因为遭受犯罪，生活陷入困境，不得不四处上访寻求救济。这无疑给法院带来很大的压力，使他们必须正视被害人的利益保护。于是，人民法院开始在审判中加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并将积极赔偿作为量刑的重要因素，鼓励被告人及其家属积极赔偿，以解决被害人的救济问题。由此可见，刑事和解是人民法院为了解决传统刑事司法中被害人利益问题一种被动的回应，而非受某种理论影响的主动创造，它仍是在传统的刑事司法中的改革。

恢复性司法是在批判传统刑事司法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模式。传统刑事司法将犯罪归结为个人的意志自由选择的结果，因而要求个人为他的犯罪行为付出代价；同时，由于犯罪对国家利益构成了威胁和侵犯，国家应当垄断刑罚的制裁权力，而不能交由个人行使。正是在这些认识的支配下，才有了我们所耳熟能详的刑事司法原则，如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等等。但这种刑事司法模式忽略了不同被告人之间在生理、心理等方面的差异，更忽略了引发犯罪的社会因素。到了十九世纪，由于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广泛而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大量问世，使人们能够对犯罪的原因进行更为全面的思考，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刑事实证学派”，他们可以充分的利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把人的生理、心理与社会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看作引发犯罪的重要因素，并从另一个视角审视曾经视为罪恶乃至罪孽的犯罪行为。

既然犯罪行为不应视为是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要求他们无条件的为犯罪承担一切后果自然并不公平。进入二十世纪后，人们对犯罪的认识更加全面。人们开始认识到罪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受害者，需要全社会帮助而不仅仅作为惩罚和报复的对象。正是在人们认识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一种与以前不同的恢复性刑事司法模式才应运而生。这种模式认为社会对于罪犯的犯罪行为也负有责任，刑罚不能仅着眼于惩罚罪犯和预防犯罪，更应当着眼于发掘罪犯犯罪的原因，恢复因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通过矫正、改造和帮助，使罪犯能够重新回归社会，也使社会秩序和社会公众的心理能够得到平复。

因此，恢复性司法是“一个特定的侵害的相关各方聚集在一起处理和解决该侵害现时所致后果及其未来影响的过程。”对于被告人而言，恢复性司法要调查并分析他犯罪的多方面因素，从源头上消弭各种引发犯罪的因素，通过各种方式促使罪犯认识到犯罪给他人和社会造成的损害，并帮助他回归社会；对于被害人而言，恢复性司法不仅赔偿他们现实的物质损失，还要修复他们因犯罪而带来的内心恐惧、气愤、仇恨等情绪，恢复正常的生活，尽可能与罪犯达成谅解；对于社会而言，重要的是恢复犯罪破坏的社会秩序，修复社会公众对于社会安全的焦虑和恐惧心理，最终接受罪犯回归社会。

基于对恢复性司法模式的上述理解，当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刑事和解”模式在恢复社会关系方面的不足体现为：首先，刑事和解模式认为犯罪主要是侵犯了被害人的私权，这种私权应当优先于国家利益受到保护，因此被害人的利益应当处于刑事司法的核心位置。但犯罪不可能仅仅涉及，甚至可以说主要不是涉及被告人和被害人双方的问题，将犯罪主要视为被害人和被告人关系遭到破坏的观点模糊了民事侵权和刑事犯罪的区别，动摇了刑事司法存在的根基。其次，刑事和解模式未必能够起到教育未成年被告人的作用。审判程序中的道歉和赔偿有可能成为未成年人为了逃避惩罚而不得已的选项，如此，教育和挽救的效果必然大打折扣。再次，刑事和解模式中未成年被告人可能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在刑事和解模式中，和解与否是和量刑轻重联系在一起的，被告人或者他们的父母、辩护人就可能担心不同意和解方案，或者道歉不够深刻而影响量刑，从而在庭审中不敢充分地为自己辩护。最后，刑事和解模式仅仅着眼于恢复被告人和被害人之间因为犯罪而破坏的关系，完全不涉及被告人和社会公众关系的恢复。

本文并不否认当下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中被称为“恢复性司法”的刑事和解模式自身的价值，也不否认它确实部分地解决了传统刑事司法的问题。但是，如果要作为一种恢复性司法模式，刑事和解并没有担负起恢复性司法所要实现的功能。我们如果要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引入恢复性司法，实现恢复性司法的价值和目标，就不能仅仅是促成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和解就了事。

首先，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引入恢复性司法，应当更新刑事司法的目的。在恢复性司法中，要立足于预防犯罪。预防犯罪也是传统刑事司法的主要目的，但在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中，预防的方式应当不同。一方面是特殊预防，即要通过恢复性司法模式防止未成年被告人再次犯罪。预防的方式不仅是让未成年被告人切身感受到因为犯罪而丧失自由的痛苦和不便，而且要针对未成年人生活背景进行社会调查，分析未成年被告人犯罪的诸多原因，继而针对这些因素尽可能为未成年被告人今后的学习生活创造好的条件，防止他日后重新走上犯罪道路。另一方面是一般预防。通过案件的审判，使未成年被告人犯罪的社会因素能够得到重视，使那些和本案未成年被告人有同样生活经历的未成年人能够得到父母、学校和社会的帮助和关心，减少他们犯罪的可能。

其次，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引入恢复性司法，同样要重视未成年被害人的利益。发生在未成年人之间的犯罪，对于被告人来说固然是一个悲剧，对于被害人来说更是如此。以往的未成年刑事司法更多的关注在刑事审判中保障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刑事和解中强调了对被害人物质损害的赔偿，但对于未成年被害人来说，如何消除他们因遭受犯罪而产生的精神损害和心理障碍同样不可忽视。因此，在恢复性司法中，法官应当做更为细致的工作，组织未成年被告人和被害人双方真诚地进行沟通和协商，既要向未成年被害人介绍被告人犯罪的种种背景因素，又要向未成年被告人介绍被害人遭受的各种损害，必要时应当请社会工作者或心理医生对被害人进行心理干预。

最后，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引入恢复性司法，更为关键的是要力求使社会公众能够了解到未成年被告人犯罪的原因，能够促使相关的人加入理解、帮助未成年被告人的行列中。尤其是在未成年人案件审理结束后，对于没有判处监禁刑罚的，应当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帮助和矫正力度，采取各方面措施消除引发犯罪的因素，使其能够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中，心情愉快地成长。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