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志刚事件”之法学家上书
——法学家在法制发展中的作用
陈朝晖*
（浙江万里学院法学院法学院 浙江 宁波 315100）
中文摘要：
法学家阶层的产生和壮大，是一个社会政治昌明，经济繁荣的外在表征和必然结果。回顾法学家在中国和西方的不同历史境遇，除作为上述命题的明证之外，尤能令我辈油然而生“达则兼济天下”之豪情。当代法学家，应当不断突破物欲的羁绊，以其独立精神和理性正义推动法治国进程，同时实现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自我价值。“上书”在古今中外的政治和法制方面都有积极意义，“孙志刚”案件中的法学家上书，为树立法治观念和开拓权利文化发挥了引领和示范作用，是法学家阶层在当代社会舞台上之经典演绎。
关键词：法学家 上书 法治国 权利文化
The jurisconsults’ Submission Caused by the Case of Zhigang-Sun
——The Actions of Jurisconsul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Law
Zhaohui-Chen
(School of law, Zhejiang Wanli College, Ningbo 315100)
Abstract:
The naissance and growth of jurisconsults’ stratum, is an external token and inevitable outcome of the flourishing politics and the prosperous economic of a society. Reviewing jurist’s different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in China and the west, besides regarding as the clear proof of above-mentioned propositions, we rise of itself the lofty sentiments of“to be success and hold concurrently to help the world”. Contemporary jurists, should break through fetters of material desires constantly, promote the process of rule by law with independent spirit and rational justice, and realize themselves as the self-value of a social stratum at the same time. “ Submission” was significant in political and legal system at all times and in all lands. This time, different from the formers, the jurisconsults have played a leading and exemplary rol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dea of rule by law and the right culture. It is their classical performance on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stage.
Key words: jurisconsult; Submission; rule by law; right culture
如果这是个缤纷的年代，鲜红的血色不知会不会构成不和谐的一抹。一个最最平凡的生命，偶然间注定要成为中国法治化一个里程的表征：因为伴随这个年轻生命陨落的，是饱受争议却实施二十年之久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诞生。
2003年3月17日晚，武汉青年孙志刚因为没有暂住证，被广州警方查出。在收容期间，救治站护工指使8名被收治人员对之两度轮番殴打致孙志刚死亡。后来法医鉴定，孙志刚系因背部遭受钝性暴力反复打击，造成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资料来源于互联网“TOM新闻”《孙志刚被伤害致死案：18名罪犯被判刑(附职位)》)因为一张暂住证，一个正值花样年华的生命就这样逝去了，愿他的灵魂得以安息，如果天堂不需要暂住证。
个案的凶手，当然难逃法律的追究。而制度本身，却也难脱其咎，甚至可以说是罪魁祸首。如果设身处地的分析，有些凶手甚至是值得同情的，因为他们也是制度的牺牲品（几名毒打孙志刚的被收容人员，都是曾经受过他人痛打的。救治站每个新来者都要挨打，这似乎已成惯例，名曰“过仓规”，据本文作者所了解，这种“规矩”在类似的封闭性环境比如监狱、看守所和军队都是普遍存在的），而制度缺陷是不可原谅的。
基于此种考虑，三名法学博士以“中国公民”的名义，对收容制度提起违宪审查。5月14日，一份题目为“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传真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8条第2款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第90条第2款规定，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
我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认为国务院1982年5月12日颁布的，至今仍在适用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与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相抵触，特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
建议人在落款处签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俞江，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腾彪，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许志永，北京邮电大学文法学院。
和一般的公民向人大常委会提出制定、修改法律的建议不同，这份公民建议书非同寻常之处在于，是公民依照《立法法》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对有关法规进行违宪审查的创举。可以说，这份薄薄的公民建议书，以民间形式启动了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违宪审查权的程序，罕有先例。（资料来源于互联网“TOM新闻”《专家上书建议审查〈收容遣送办法〉》)
5月19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中评网和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联合在京召开"收容制度合宪性问题"讨论会。茅于轼，盛洪，贺卫方，马怀德，焦宏昌，萧瀚，何兵等学者分别发表看法。
5月21日，知名学者江平，秦晖，何光沪，沈岿等八位学者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研讨，发表意见。
5月23日，法学家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联合盛洪（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岿（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萧瀚(天则经济研究所法学研究人员)、何海波(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师)四位学者再次上书，提请对收容遣送制度启动特别调查程序。这就是广为传播的所谓“法学家上书”。
根据《宪法》第41条确认的公民建议权，他们特请全国人大考虑依照宪法授权，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对孙志刚遇害一案的经过、当前和未来的调查处理情况以及收容遣送制度的实施状况，进行独立、公正和权威的调查。
因为我国宪法第71条第1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他们在建议书中指出，因为此事的重大性，特定调查委员会的组织是极为必要的，因为“孙志刚案和类似事例的连续发生，恐怕已不能简单地归罪于恃强凌弱的个人。反省现行制度中可能存在的纵容行凶的漏洞，也并非不是当务之急。孙志刚案曝光以来，连带着对类似事例的关切，民众对当前的收容遣送制度，产生了不少的质疑……公众希望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调查报告。”
在特别调查程序的运作方面，贺卫方等学者指出：调查委员会主要对下列两个重大事项进行调查和研究：有关国家机关调查处理孙志刚案的详细过程和结论；收容遣送制度的实施状况和可能的制度改革。其中，听证方式不妨发挥作用。
专家们建议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实施状况和可能的改革方案，适时地召开听证会，听取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民以及专家的意见。对有关国家机关调查处理孙志刚案的情况，可以在发现疑点时召开听证会，进行必要的询问和质询。调查结束以后，调查委员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调查结果，并向人民群众公开。（资料来源于互联网“TOM新闻”《由大学生孙志刚丧命案看收容：为何屡屡酿悲剧》）
目前, 孙志刚案件的一审已经结束，12名案犯已分别被判刑，20名公安系统、卫生系统、民政系统的相关人员也受到相应的惩处。表面看，此案已经告一段落，对于由此引发的对收容遣送制度这一惨绝人寰的恶法之抨击，也唤起了政界的关注，并催化出积极的反应。6月20日，国务院发布第381号令，《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新办法提出全新的自愿救助原则，取消了强制手段,违宪审查也自然终止。对此，也许已无多着笔墨的必要。然而对于“法学家”上书这一段情节，媒体虽争相报道，然多围绕对收容制度之批判这一主题而展开，并未对事件本身有更多关注。也许在血淋淋的现实面前，对恶法的口诛笔伐是当务之急；然而事过境迁之后，对相关事件的冷静思考，也有充分的必要。本文即从法学家上书这一事件，探讨法学家在法制发展中的作用这一话题。
中国的古代，没有法学家这一社会阶层。甚至可以说没有出现过一位职业法学家。虽然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时期，法家是其中最活跃和最有影响的“四大门派”之一，其法律思想为秦国采用为治国方略并为有秦一朝所贯彻始终（实际上秦朝存续期间也极为短暂：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但法家的思想家或政治家，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他们对政治活动的热衷远胜于研究法的本质与发展规律，甚至对后者漠不关心。他们也是思想者，但他们的法律思想，完全是为政治活动服务的。学界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法家提出一整套推行“法治”的理论和方法，甚至认为法家的“法治”理论要比亚里士多德学说更为系统，也比五百多年以后以盖尤斯为首的罗马五大法学家的法律观更为深入（祁建平．《走向健全的法治》．载《人大研究》2001年第6期）。这是对法家思想的一大误解。实际上，法家的“垂法而治”、“以法治国”（“法治”的本意不是“以法”，一字之差，方向大缪。参见：吴春香、陈朝晖．《论企业管理之法治化》[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1）60．）中的法，主要指刑和罚，都是强调君主要用刑罚来治国，是一种法律工具主义思想。法家将君主置于法律之上，而不是将法作为最高权威。法家的所谓“刑无等级”，针对的是位高爵显的大臣，与自然法学派之“平等”思想截然不同。而法家的“以刑去刑”学说更是与法治的精神背道而驰。
如果说法家还将法视为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那么随后的两千年中国史上，这个“重要”二字亦可省略了。经历了西汉短暂的“黄老治国”之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略一直延续到近代。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学而优则仕”的士大夫阶层，秉承“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信条，将掌握和诠释儒家经典作为对知识的唯一渴求，而法学（当时所谓“律学”或“刑名之学”）是一个没有多大吸引力的领域，更非可以引以为荣的精深雅致的学问，其地位尤在琴棋书画之下。这样的一个社会存在是不可能出现法学家的，更莫论法学家阶层。纵观任何一部中国法律思想史著作，在沈家本、伍廷芳之前，没有出现一位法学家的大名，乃至不得不借助哲学家和政治家的论述充实这一学科的内容。
在西方，则是另外一种光景：在古代罗马，经历了初始阶段的法藏于官、民不读律之后，法学逐渐成为一门人们普遍感兴趣的学问。早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自柯伦康尔斯始，习法之士日渐增多，研法之风日趋浓厚，一个专门以解答法律为荣誉职业的法学家派别随之崛起。耶林指出：“罗马帝国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武力因罗马帝国的灭亡而灭亡，宗教随着人民思想觉悟的提高，科学的发展而缩小影响，惟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为持久的征服。”罗马法的发达，法学家功不可没。皇帝依靠法学家的帮助，制定了大量的私法，关键是，与中国统治者“以德配天”的理念和实践不同，罗马皇帝是依靠法学家为自己的权力找到合法的依据。因此，罗马统治者也给与法学家超乎寻常的恩典和荣耀：在奥古斯都时代（Augustus，公元前31——公元前14年），授予若干法学家公开解答法律的特权，他们的意见一致时，便发生法律效力；纵使互有分歧，皇帝也责令裁判官尊重他们的意见参酌判案。公元426年，罗马帝国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408-450)和瓦勒提尼亚努斯三世颁布了《引证法》，重新调整法学家解答法律的特权。规定：五大法学家的著作具有法律效力；各家观点不同时，取决于多数；数同则以伯比尼安的观点为准。这表明法学家在当时受到无比的青睐，罗马法与法学家结下了不解之缘。（李进一．《罗马法学家与罗马法》[J]．《暨南学报》．1997（2）80．）他们编写了主要的罗马法，其中包括《钦定法学阶梯》、《学说汇编》、《查士丁尼法典》和《查士丁尼新律》。这些著作中世纪时期统称为《国法大全》（又译《民法大全》或《罗马法大全》），可称辉耀古今的法学名作，其对后世法学的贡献是不可抹煞的。认为“法学家……得以全面制定他们心爱的私法，因而他们就为皇帝制定了空前卑鄙的国家法。”（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333．）是以革命家的视角评价法学家的作为，难脱偏颇之嫌。
优帝一世（也译：查士丁尼，作者注）编纂法律的目的，在于复兴罗马法，以挽救奴隶社会的衰落局面。然而他并未如愿以偿。他去世以后，东罗马帝国战乱不已，基督教盛行，罗马法更趋衰落，寺院法的势力压倒了罗马法；加上封建割据，出现了行会制，阻止了法律的统一和施行。所以在优帝以后，罗马法失去了旧时的光彩，（周??．《罗马法原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一版，第80页．）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法律制度，随着帝国的衰落而日趋势微；作为一种法学思想或理念，也因此而沉寂了几个世纪。
然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罗马法是不甘沉寂的。欧洲的法律研究于十字军东征时期复兴。十字军东征所代表的，乃是与军事胜利无大关系的经济机会。然而，这种以东方贸易增长为代表的机会，若无法律和制度的体制保障就难以利用。必须有这类体制才可容许共同集资投入大规模海上和陆上事业，保证已筹集必要资本的商人能有受到保护的市场，并为如何将来自东方的货物交换成来自西方的货物作出规定。经济基础对法律上层建筑提出的这一要求，客观上需要法学研究的智力支持。充分体现商品经济特色的罗马法“老干发新枝”也就成为大势所趋。
罗马法复兴(Recovery of Roman Law)运动通常从1088年意大利法学家伊尔内留斯创办波隆那大学（也译作波伦亚）法学院起算，该大学成为罗马法复兴的发源地。1136年德意志皇帝罗退尔二世在南意大利战争中发现了《学说汇编》的原稿，而且是查士丁尼本人使用过的抄本。这引起了意大利研究罗马法的兴趣，掀起了“复兴”罗马法的热潮，促使已经发展成熟了的法律改革运动蓬勃开展起来。欧洲各国大学纷纷开设罗马法课程，学生毕业后从事法律职业，就把他们从大学里辛勤学来的罗马法运用于实践，于是便形成了一种日益增长的社会力量，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法学家等级”。随着法学家等级的形成、壮大，到15、16世纪，一场以法律罗马化为标志的法律统一运动席卷了欧洲大陆。法学家们满怀激情的投身于罗马法的研究、注释和传播，进而投身于法典的编撰，推动了法律的改革和进步。（王卫国．《论法学家的人格》[J]．《民主与法制》．1998（1）34．）西方社会是盛产法学家的社会，这不是吹嘘，而是历史和现实。
步入工业革命时代，经济基础对法律上层建筑提出更高的要求——从传统的农业社会法向近现代工业社会法转轨，即实现法律的现代化。这个科学理性大张的历程，离不开法学家的创造性劳动。法学家乃法律现代化之大脑，没有法学家的参与，法律的科学化理性化运动只能是自发的、低水准的，而法律的现代化这样自觉的、高水平的科学化、理性化的运动则无以萌生。正是格老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为在理性基础上建立现代法律打下了基石；理性法学、规范法学等法学流派为法律的形式和价值科学化、合理化提供了分析工具和原则；即使在伊斯兰法系，法律学者也被公认为是“国家和社会的伊斯兰设计师”。（周永坤．《法学家与法律现代化》[J]．《法律科学》．1994（4）3-4．）
在现当代，法学家的在社会舞台上依然饰演着重要的角色。上世纪70年代，法国便将修改民法典的重任委托给著名法学家让•卡邦尼亚平。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建立，其思路最初来源于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律中心的约翰·杰克逊（John Jackson）教授《改革关贸总协定制度》的研究论文（王贵国．《世界贸易组织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18页．）。
而在中国，则是到了近现代，随着封建统治和礼教日趋势微，加之内忧外患催生的变革之风，方才涌现出沈家本、伍廷芳等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之可谓乱世出英雄者也。他们主持的修律运动在当时达到了比较高的立法水平，但随着清廷的覆灭，他们在立法上取得的成就也自然被历史的洪流吞噬大半。伍廷芳后来追随国父在国民政府任职，但是在那个烽烟四起的战乱年代，仍然难以贯彻他的法制思想。国父孙中山先生作为伟大的政治家的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法学家，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堪称中国法治思想的巅峰；一部几被遗忘的《民权初步》，今天看来乃是开创权利文化的经典之作。只是革命家耀眼的光环，多少遮掩了先生作为法学家的成就。先生经过多年执著的追求和艰苦的努力，也终于为实现其治国方略和宪政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25年国父北上之时，南方国民政府根基已稳，北方的张作霖、冯玉祥亦表拥戴，一个全国统一、人民富足的场景似乎指日可待。只可惜天不假年，我们的民族也不得不承受更多的苦难。
虽然毕生理想付诸东流，但毕竟还能思想，还能著述，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相比之下，更多的法学家甚至连思想的权利都没有。建国以后一句“打倒旧法统”，就消灭了几乎所有那个时代的法学家的学术生命。如今我国的英美法研究仍然十分薄弱，因为50年的断层是无法弥补的。当年的法学家有几位至今还健在，但他们已经是百岁左右的老人了。他们中有人仍在孤寂与落寞中重拾生命的余辉，然而更多的是麻木的笑看生命的流逝。
即使成长在红旗下的法学家，仍然无奈的在政治的洪流下重复着老一辈法学家的多舛命运。本文作者所识的罗俊明教授，当年北京大学张友渔先生的研究生，将20余年的青春岁月奉献给我国的中小学教育事业，1987年才从事法学高等教育；赵子寅教授，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担任十余年中学语文教师，之后才进入高等学府讲授法学；王友金研究员，北京政法学院首届毕业生，出于对法学的执著和热忱而于1961年远走香港……这是个体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哀！因为当时的中国无论是社会形态、组织架构、文化心理仍然是具有很强封建色彩的。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而言，管理者不希望将自己的权力置于法律的监控和规范之下；从经济运行方面出发，计划经济体制不需要法律的调节和保障。因此在当时的大气候之下，法律存在的空间十分狭小。在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荒唐岁月中，法学家的命运自难免踯躅于强权恶手之下。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大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
2010年1月9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2010年3月31日吉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发展老龄事业，弘扬敬老、养老的传统美德，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州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自治州行政区域内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活动。
本条例所称老年人是指六十周岁以上的公民。
第三条 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禁止歧视、侮辱、虐待或者遗弃老年人。
第四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老龄事业和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的领导，将老龄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逐步增加对老龄事业的投入，确保老龄事业与经济社会相协调发展。
第五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老龄工作机构，负责本条例的组织实施，其职责：
（一）负责全州老龄事业发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
（二）研究制定老龄事业发展规划和有关政策，协调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三）组织宣传有关老龄事业的法律法规，协调和推动有关部门做好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
（四）协调有关部门加强对老龄工作的宏观指导和综合管理，组织开展有利于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各种活动；
（五）指导、督促和检查各县市老龄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积极协助老龄工作机构，做好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城镇街道办事处应当确定人员具体负责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
第七条 自治州的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应当依法做好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
第八条 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和公民应当积极开展敬老、助老活动。
每年8月15日为自治州老年人节。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促进老龄事业发展、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和敬老、养老、助老成绩显著的组织、家庭和个人给予表彰。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老龄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根据州、县市老年人的人数，州级每年按人均不低于二元标准、县市每年按人均不低于三元标准，分别纳入州、县市两级财政预算，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步增加。
自治州行政区域内发行的各级福利和体育彩票公益金，应当按一定比例投入到老龄事业。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养老保障体系，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
有关部门必须按时足额支付老年人依法享有的养老金和各项补贴，不得拖欠、克扣和挪用。
第十二条 有条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将未承包的集体所有的部分土地、山林、水面等作为养老基地，收益用于发展农村老龄事业。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对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扶养人的贫困老年人，或者赡养人和扶养人确无赡养或者扶养能力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救助。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的老年人家庭优先纳入住房保障范围，对享受农村五保供养待遇的老年人提供符合基本居住条件的住房，对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老年人家庭给予住房援助。
拆迁安置老年人居住的自有产权房时，有关部门应当考虑老年人的合理要求，给予照顾。
有关部门在办理老年人自有产权房过户手续时，应当查验老年人签名同意的书面材料或者征得老年人的同意。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城乡医疗保障制度，保障老年人的基本医疗需要。有关部门在制定城乡医疗保障办法时，应当在缴费水平和报销比例等方面照顾老年人。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将老年卫生服务纳入城市卫生服务体系和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建设，为老年人提供疾病预防、治疗、护理和康复服务。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大对公益性老年福利院、敬老院、老年公寓、托老所和服务设施的投入。鼓励、引导和支持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参与发展养老服务业。妥善安排生活不能自理或者无子女、无经济来源的特困老年人。
第十八条 对社会组织和个人兴办老年福利院、敬老院、老年公寓、托老所和服务设施，给予如下优惠：
（一）对建筑达标、设施完备、管理规范、业绩突出的老年福利院、敬老院、老年公寓、托老所和服务设施，给予贷款贴息或者以奖代补的扶持；
（二）对多种方式兴办的老年福利院、敬老院、老年公寓、托老所和服务设施，国土资源部门优先安排建设用地，并在权限范围内给予适当优惠；
（三）对老年福利院、敬老院、老年公寓、托老所和服务设施的用水、用电、燃气、供暖等费用，应当按照当地居民民用收费标准收取；
（四）对老年福利院、敬老院、老年公寓、托老所和服务设施自用房产、土地，依照有关规定免征其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五）对新建老年福利院、敬老院、老年公寓、托老所和服务设施，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减免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六）对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个人利用闲置厂房、库房、校舍及办公楼等兴办各类为老服务设施，经有关部门批准，免收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七）对自行采暖的老年福利院、敬老院、老年公寓、托老所和服务设施，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适当的燃料补贴；
（八）对下岗失业人员兴办的或者吸纳员工的百分之三十以上下岗失业人员的老年福利院、敬老院、老年公寓、托老所和服务设施，经有关部门批准，免收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兴办老年福利院、敬老院、老年公寓、托老所和服务设施，应当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全社会提倡义务为老年人服务。
鼓励发扬邻里互助的传统，提倡邻里关心、帮助有困难的老年人。
鼓励、支持社会志愿者为老年人服务。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养老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培训体系建设，建立由养老服务人员培训、管理体制机制，发展专职、兼职和志愿者相结合的为老年人服务的队伍。
第二十一条 老年人不承担各种社会公益事业集资。农村老年人不承担筹资、筹劳的义务。
第二十二条 赡养人必须对老年人履行赡养义务，在经济上供养老年人，保证老年人的正常生活需要。
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应当优于赡养人家庭成员的平均生活水平。
对患病、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赡养人必须履行护理、照料责任。赡养人护理确有困难而请人代为护理时，所需费用应当由赡养人负担。
赡养人不得以放弃继承权、老年人婚姻关系变化等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
第二十三条 赡养人之间或者赡养人与老年人之间就赡养义务发生争议时，赡养人或者老年人所在的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主持签订赡养协议，并监督执行赡养协议。
赡养标准不得低于当地居民平均生活水平。
第二十四条 赡养人应当在精神上慰藉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应当经常看望和问候。
赡养人的配偶及家庭成员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
第二十五条 赡养人应当尊重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尊重老年人夫妻共同生活的意愿，不得违背其意愿强迫分开赡养。
第二十六条 赡养人有义务耕种老年人承包的田地，照管老年人的林木和牲畜等，收益归老年人所有。
赡养人无力耕种或者照管的，应当做出妥善安排，收益归老年人支配。
赡养人及其家庭成员，不得要求老年人承担其力不能及的劳动。
第二十七条 老年人婚姻自由受法律保护。
老年人有权携带自有财产再婚。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干涉老年人离婚、再婚及婚后生活，不得以老年人婚姻关系的变化为由，索取、隐匿、分割、损毁或者限制使用和处分老年人的合法财产。
第二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老年人的知识、技能和建设经验，尊重他们的优良品德，发挥老年人的专长和作用。
各级人大、政协在选举或者推荐代表和委员时，应当考虑一定比例的老年人代表和委员。
第二十九条 老年人有接受继续教育的权利。
各级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对老年人教育的统筹规划和教育设施建设。
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各类老年学校。
第三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老年人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体育、娱乐活动。
报刊、广播、电视、电影和网络等媒体应当积极开展敬老、助老宣传，开办老年人喜闻乐见的专题或者专栏。
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在社区、行政村建立老年人活动场所和相应设施。
第三十一条 凡户籍在自治州行政区域内的老年人，均可凭身份证到户籍所在地县级以上老龄工作机构免费办理老年人优待证。
老年人享受以下优待：
（一）对一百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属于县市的，由户籍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发给每人每月不低于四百元的敬老金；对九十周岁以上老年人，属于县市的，由户籍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发给每人每月不低于二百元的敬老金，所需资金由当地财政负担。属于州财政开支的九十周岁以上老年人的敬老金，由州财政负担；属于中省直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九十周岁以上老年人的敬老金，由所在中省直机关、企事业单位负担；
（二）医疗服务机构在老年人挂号、诊治、交费、取药和住院时，应当提供优先服务。对行动不便的，应当免费提供担架、推车、助步器和其他设备。社区设立的医疗服务机构应当为本社区内老年人建立健康档案，开展卫生保健活动；
（三）县市卫生行政部门和老龄工作机构，每年应当为本地一百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体检一次；
（四）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应当设置敬老席。七十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可凭乘车证免费乘坐市内公共交通工具；
（五）国有博物馆（院）、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烈士纪念建筑物、名人故居、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宫）等公益性文化设施，应当免费向老年人开放；
（六）收费公园、园林、旅游景点对持有效证件的七十周岁以上老年人，应当免收第一门票；
（七）需要收费的公共体育设施管理单位，应当根据设施的功能、特点为老年人健身活动提供免费或者半价的优待；
（八）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老年人去世，为其办理后事的组织或者个人，在民政部门设置的殡葬单位选择普通殡葬服务的，该殡葬服务单位应当分别按照城镇或者农村火化费、殡仪车运费、骨灰寄存费收费基本标准的百分之五十收取殡葬服务费。
第三十二条 对赡养人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由赡养人所在单位或者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对情节严重的，应当支持、帮助老年人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十三条 人民法院应当优先审理、执行老年人提出的赡养费、养老金、抚恤金、财产纠纷、遗弃、虐待和暴力干涉老年人婚姻等涉及老年人权益的诉讼，不得推诿、拖延。
朝鲜族老年人参加诉讼可以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
老年人提起诉讼生活确有困难的，诉讼费可以缓交，减交或者免交；需要法律援助的，当地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提供法律援助。
第三十四条 不履行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职责的部门或者组织，其上级主管部门应当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
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致使老龄事业和老年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由其所在组织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由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