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总署、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海关总署、国家外汇管理局合作备忘录》的通知

上一篇: 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办法（废止）
下一篇: 劳动人事部、农牧渔业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进行乡镇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用锅炉普查工作的通知

　　摘要：本文旨在讨论分析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原则以及各归责原则的具体内容。首先，介绍了归责原则的含义，及确立归责原则在实践中拥有着积极的意义。其次，分析了学界对归责原则体系界定的各种学说，得出了本人对归责原则体系的看法即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三元归责原则体系。再者，具体介绍了各归责原则的含义、构成要件、实际运用中的注意点。最后，对归责原则的实施效果进行了总结。

　　关键词：归责原则、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

　　一、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原则概述

　　所谓归责原则是指据以确定侵权民事责任应由行为人承担的理由、标准或者说最终责任归属决定性的根本要素。而侵权的归责原则，实际上是归责的规则，它是确定行为人的侵权民事责任的依据和标准，也是贯穿整个侵权行为法之中，对规范各个侵权法起着统帅作用的立法指导方针。一定的归责原则直接体现了统治阶级对侵权立法的政策，同时也集中表现了侵权法的规范功能。在司法实践当中，对一个案件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就要适用不同的具体规则，法官在审理具体的侵权案件的时候，他必须要首先确定这个案件要适用什么样的归责原则，只有确定了这个案件要适用什么样的归责原则，他才可以按照所选择的归责原则指向的具体法律适用规则办理案件。如果在对一个案件适用法律时，选择归责原则出现错误的话，那么这个案件就会出现根本性的错误。所以，归责原则是侵权责任法的一个核心问题，侵权责任法必须规定清楚。

　　在现阶段，由于侵权法规范对象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世界各国的侵权法的归责原则都呈现多元化的趋势。我国学者的意见分歧较大，例如杨立新教授认为：“侵权责任归责原则，是指确定侵权行为人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一般准则，是在损害事实已经发生的情况下，确定侵权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以及与自己具有特定关系的人或者物件所造成的损害是否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原则。” 张新宝教授认为：“侵权责任归责原则，是指以何种根据确认和追究赔偿义务人的民事责任，它所解决的是侵权的民事责任之基础问题。”

　　二、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原则体系

　　归责原则体系应该具有内在逻辑联系，其体系内各归责原则应是既相互区别，各有功能，又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截然对立的。所以确立合理的归责原则体系是侵权责任立法的重要课题。而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体系历来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论题。当一个人的行为或物件致他人损害以后，究竟如何在各当事人之间分配损失，才能既保受害方得到最大程度的救济，又同时不违公正。上述问题的解决必须依赖与归责原则的确立。

　　关于侵权的归责原则体系，学界众说纷纭，主要有四种观点：(1)一元论即单一的过错责任归责原则说，这种主张将过错延展为侵权责任之唯一归责原因。这是过去较有代表性的观点，现在少有学者主张 ；(2)二元论即主张我国侵权归责原则为二元归责原则体系，有三种观点：其一为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的二元归责体系。其二是由过错责任和严格责任原则构成，认为过错推定是过错原则中的一种程序性规则，而非一项独立的侵权归责原则。其三是由过错责任原则与公平责任原则构成；(3)多元论。这一观点内部又有许多分歧：其一，有人主张多元的归责原则，包括过错责任原则、危险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三种。 其二，有学者主张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原则就是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三个归责原则构成，各自调整着不同的侵权行为。 其三，有学者提出：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原则体系应当采取多元归责体系，即以过错责任和严格责任作为两项基本的归责原则相并列，而以公平责任原则为补充，以绝对的无过错责任为例外。

　　本人认为，一元论说由于只承认过错责任原则，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法律救济功能的加强和人权保护的强调，在一些适用过错责任无法保护合法权益而从社会利益的角度又必须保护的领域，仅仅依据过错责任原则归责就不符合整个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二元论说只承认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两个归责原则也显然没有涵括所有的归责原则，它强调了过错推定原则仍然是以过错作为归责的条件，与过错责任根本一致，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忽视了过错推定原则毕竟是以推定过错作为归责的要件，具有的独立性，与过错责任原则以主客观相结合的确认作为归责要件，区别是非常明显的。三元论说与四元论说都肯定了过错责任原则为侵权责任法的首要原则，但其争议的焦点主要围绕在公平原则是否为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原则。

　　公平责任是指在当事人对造成的损害都无过错、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要求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但如果不赔偿受害人遭受的损失又显失公平的情况下，由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及其他实际情况，责令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给与适当补偿的一种责任形式。对于公平责任是否是一项归责原则，在我国学术界一直颇有争议。有学者为公平责任是一项归责原则，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公平责任不是一项归责原则。笔者赞同公平责任不是一项归责原则。因为所谓“公平责任”只不过是民法公平原则在侵权法领域的具体应用，是在双方均无过错的情况下，当事人之间分担损失的一种方法，而不是一项归责原则。我国《侵权责任法》没有具体的法条将公平责任作为独立的归责原则。

　　此外，关于公平责任能否成为独立的归责原则民法理论界存在着不同观点。《侵权责任法》第24条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该条规定是“分担损失”而非《民法通则》规定的“分担民事责任”，立法者在此处确立的是损失分担的规则。而非公平责任原则，理由是：首先，公平责任的适用不具有法律上的确定性，自由裁量权较大，是关于补偿的指导性规则，不宜作为归责原则；其次，有过错即承担责任是侵权责任归责的基本原则。既然双方当事人对损害发生都没有过错，行为人就不应当承担责任，只需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由行为人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给予适当补偿。双方分担损失不过是民法中公平责任在《侵权责任法》中的体现。另外，从调整范围上看，公平责任适用范围过于狭小而不可能与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并立的归责原则。正如杨立新教授认为，“即使所谓的公平责任原则在实际中适用的范围而言，也不是典型的侵权行为。所谓的公平责任原则，它所‘调整’的侵权行为，是对于损害的发生，加害人没有过错，受害人也没有过错的情形，其实这种情形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侵权行为，而仅仅是在侵权行为法中视为侵权纠纷的一种特殊情况。一个‘归责原则’调整这样狭小的范围，并且不是一个严格意义的侵权行为，这个归责原则的地位还不值得怀疑吗?” 因此，《民法通则》第132条和《侵权责任法》的24条均不宜概括为“公平责任原则”。公平责任依据公平观念作为价值判断标准，因而具有高度抽象性和不确定性，在实际适用中赋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其适用标准过于模糊，随意性极大。王泽鉴先生也认为公平责任不宜作为归责原则，他指出：“一是仅考虑当事人的财产，使财产之有无多寡由此变成了一项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由有资力的一方当事人承担社会安全制度的任务，不完全合理；二是在实务上，难免造成法院不审慎认定加害人是否具有过失，从事的作业是否具有高度危险性，而基于方便、人情或其他因素从宽适用此项公平责任条款，致使过失责任和无过失责任不能发挥其应有的规范功能，软化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的体系构成。”

　　综上所述，我赞同杨立新教授的观点，认为我国《责任侵权法》的归责体系，采取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三元并立的做法。从我国现行的民事法律来看，侵权责任法将无过错责任纳入其中，并且还将过错推定责任独立出来作为一种归责原则，这就构建了多元归责原则体系。在这一点上，体现了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中国特色。在多元归责原则体系中，过错责任是普遍适用于各种侵权行为的一般原则。凡是法律、法规没有规定适用过错推定责任、无过错责任的情况，原则上都应当适用过错责任。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是特殊的归责原则，《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2款和第7条关于过错推定和无过错责任的规定，都使用了“法律规定”几个字。从文义解释来看，所谓法律规定，主要是指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也就是说，侵权责任法有规定的才适用该归责原则。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不能适用该归责原则。

　　三、过错责任原则

　　《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条是过错责任一般条款的体现。

　　过错责任是指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过错责任原则是指以过错为归责的依据，并以过错作为确立责任和责任范围的基础的归责原则。作为侵权责任法的一般归责原则，适用于一般侵权行为。适用的方式一般是由原告（受害人）负举证责任证明被告（加害人）主观上有过错；否则，不成立一般侵权责任。

　　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侵犯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过错责任原则包含以下含义：第一，它以行为人的过错作为责任的构成要件，行为人具有故意或者过失才可能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它以行为人的过错程度作为确定责任形式、责任范围的依据。因此，在过错责任原则制度下,责任成立的构成要件主要为：

　　1、行为人实施的一定行为。这里的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在大部分情况下, 行为人都是因为对他人的民事权益实施的加害行为而承担侵权责任, 如损毁他人财物。但是, 在一些特定情况下, 行为人的不作为行为也可能产生侵权责任, 如《侵权责任法》第37条规定, 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作为义务特定的，也是某法律明确规定的, 或是某人先前的危险行为产生的, 也可能是基于当事人的约定等等。

　　2、行为人的行为发生过错。在过错责任原则中, 是否产生过错是确定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核心要件, 也是法院审判、调解侵权案件的主要考虑因素。过错一般分为故意和过失两种。在过错责任原则中，不仅要考虑行为人的过错，往往也会考虑受害人的过错或者第三人的过错。如果受害人或者第三人对损害的发生也存在过错的话，则要根据过错程度来分担损失，因此可能减轻甚至抵消行为人承担的责任。过错程度决定责任范围。

　　3、当事人的民事权益受到损害。这里的损害也是一个广泛概念, 不仅包括财产损害，还包括非财产损害，如人身损害、精神损害。《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2款对民事权益作出了规定,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在实践中,大多数受害人更注重的是现实损害和财产损害，对非财产损害的确定受外界和客观、主观的因素限制较多。

　　4、存在因果关系。行为人的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如何判断因果关系需要根据个案的实际情况,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案情较为简单, 一因一果的侵权事项, 可以直接根据事实来进行判定; 对于虽然有其他条件介入, 但行为与损害结果有延续或外来事件打断的, 也可以认定存在因果关系; 对多因一果等其他复杂情形, 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来决定。

　　四、过错推定原则

　　过错推定责任是指法律事先规定，一旦加害人实施了某种加害行为，法律就推定加害人有过错，被告即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如果加害人能证明自己无过错，其责任即可豁免。其目的在于改变过错责任中受害人的举证不利的地位，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这与过错责任的“谁主张谁举证”不相一致。过错推定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证明方式，如果行为人未能有效证明其没有过错，则人民法院最终得以认定其具有过错，并据此确立侵权责任。由此可以看出，过错推定原则与过错存在密切联系，只不过其举证责任倒置了，免却受害人证明行为人有过错的繁重责任，从而平衡了双方的诉讼能力，有助于实现法律实质正义。过错推定原则主要适用于：

1、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教育机构受侵害时，教育机构的过错推定责任(38条)；2、下列情况下，医疗机构的过错推定责任(58条)；(1)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2) 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3) 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3、非法占有高度危险物中所有人、管理人的过错推定责任(75条)；4、动物园的过错推定责任(81条)；5、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过错推定责任(85条)；6、堆放物侵权(88条)；7、林木折断侵权(90条)；8、窨井管理人的过错推定责任(91条)。

　　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在适用上要严格根据法律规定，按照基础事实来进行判断。例如《侵权责任法》第38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与第39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两个条文相差不大，但适用的归责原则却不同，前者适用的是过错推定原则，后者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

　　五、无过错责任原则

论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若干问题

甘文超

公诉案件进行简易程序审理，是庭审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大大提高了基层司法机关的诉讼效率，节约了司法成本，便于将工作重点放在重大、复杂、疑难案件上，促进案件质量的提高。但由于对简易程序立法的不完善，导致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在实践中的诸多不便。笔者就对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若干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 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量刑标准

哪些公诉案件能够适用简易程序，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此作了原则性规定：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公诉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也均作了具体规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和人民检察院建议或同意适用简易程序要件，在实践中争议不大。但对“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案件的认识和理解分歧较大。

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标准，有宣告刑说和法定刑说。持宣告刑说者认为，适用简易程序的量刑标准是法院根据法律及案件的具体情况，以判决的刑式对被告人的应执行的刑罚；持法定刑说者认为，适用简易程序的量刑标准是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触犯的刑法条文所确定的刑罚标准。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时也存在着不足。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则》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对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量刑标准均规定的是，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案件。既然是“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刑罚，那么就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二是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根据法定刑说的观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必须是根据刑法分则规定应当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刑罚，而非依法“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刑罚，与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相矛盾；同时，根据刑法分则规定应当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又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案件，按法定刑说就不能适用简易程序，这显然缩小了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范围。法院对被告人以判决的形式宣告执行的刑罚，是在通过法庭审理并经评议，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情况下作出的，是法庭审理的最后阶段，如果仅因最后宣告执行的刑罚在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从而否定前面的所有工作，显然是不明智的作法。改为普通程序审理后的诸多工作会变得毫无意义，反而加大诉讼成本，更谈不上提高诉讼效率，而结果却是一致的。因此宣告刑说也是不可取的。

笔者认为，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量刑标准应当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结合法律的规定，认为依法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具体地讲，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1、刑法分则规定法定刑在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

2、根据刑法分则规定法定刑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可能性较大的；

3、根据刑法分则规定刑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

4、数罪法定刑均在三年有期徒刑刑罚以下，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可能性较大的。

上述后三种情形不包括同时又具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的案件。

二、人民法院能否建议适用简易程序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那么人民检察院同意谁提出的适用简易程序主张并未明确，实则留下一个法律空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六部委在《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中也未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同意谁的主张。而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百一十八条中规定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适用简易程序条件的，应当书面征求人民检察院的意见，人民检察院同意的应当适用简易程序。同样，最高人民检察院在《规则》第三百零八条作了类似规定。由此可以看出，人民检察院是对人民法院提出的适用简易程序的主张是否同意，也就是说，人民法院有权对公诉案件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笔者认为，《规则》和《解释》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对公诉案件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也达不到适用简易程序的宗旨。

(一)、人民法院不能判断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是否符合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我国刑事诉讼法把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作为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之一。那么人民法院能否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把握住这一条件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按普通程序提起公诉的案件，在开庭前只作程序性审查，而不是实体性审查，这是庭审改革的重要内容，否则难以保证法官的中立性，从而又回到原来法庭审理只是走过场的局面。人民法院受理公诉案件，对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的，应当决定开庭审理，至于证据是否确实充分、事实是否清楚，在法庭上由双方进行质证、核实，不需要在开庭前全面审查。这样才能保证案件的公正审理。人民检察院按普通程序提起公诉的案件向人民法院移送的是主要证据复印件、证人名单、证据目录，而非案件的全部材料。仅从人民检察院移送的材料是难以把握案件的全部情况的，也就不能准确判断提起公诉的案件是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既然人民法院不能判断是否符合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又谈何建议适用简易程序。

（二）、人民法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法律根据不足。如前所述，人民法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在刑事诉讼法中未有明确的规定，因人民检察院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规定而解释人民法院有适用简易程序的建议权也还有一定的道理，但仅有这一规定是远远不够的。人民法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是以人民检察院按普通程序提起公诉，且没有建议适用简易程序为前提的。人民检察院一经按普通程序提起公诉，普通程序便已启动，如果人民法院要建议适用简易程序，便存在普通程序转为简易程序的问题，然而刑事诉讼法只有关于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的规定，而未有普通程序转为简易程序的规定，普通程序转为简易程序后如何操作，期限怎样计算等问题就显得突出，也非通过司法解释所能解决的。

（三）、人民法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会造成与创设简易程序的目的相反的后果。现行刑事诉讼法创设简易程序的目的是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成本。正如前所述，人民法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是在人民检察院按普通程序提起公诉为前提条件的，即使人民法院在开庭前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了实体性审查，能够判断提起公诉的案件是否事实清楚，证据是否充分，也必然花费一定的时间。通过一定的审查时间后再决定按简易程序审理，这样把前面审查的和后面按简易程序审理的时间一起计算，不会比一直按普通程序审理的时间少，反而会更多。从诉讼结果和效果来看转为简易程序审理也并未有什么优越性。此时适用简易程序就会产生降低诉讼效率，加大司法成本，与创设简易程序的宗旨相违背。

（四）、公诉权是法律赋予人民检察院的一项诉讼权利，这种诉权不仅包括诉与不诉的权利，还包括采取以何种方式起诉的权利。人民检察院通过对案件的全面审查，对案件是否符合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还是基本能够判断的，由其提出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建议既是其诉权的充分体现，也是符合客观实际。相反，若由人民法院提出适用简易程序的建议，有对人民检察院的诉权的侵权之嫌，也不符合客观实际，同时与其是诉讼的裁决者身份相冲突。通过对某地调查的情况看，刑事诉讼法修订后，人民法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基本没有。因此人民法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在实践中也几乎形同虚设。

综上所述，人民法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存在诸多缺陷，现行法律根据还不充分，其制度的设立有不合理之处，建议取消人民法院对适用简易程序的建议权。

三、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的操作

当人民法院在审理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过程中，发现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决定中止审理，并按照公诉案件的第一审普通程序重新审理。对于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在实践中又如何操作，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只作了简单规定。仍存在着不足和不完善的地方。笔者认为，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后应遵循下列程序：

（一）人民法院对于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的案件，应当作出决定，书面通知人民检察院，对起诉书已送达被告人的，还应当通知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由于人民法院是诉讼的裁决者，因此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决定应当执行。实践中往往是人民法院只口头通知人民检察院，甚至没有通知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这是不严肃和错误的，不能充分保证被告人的辩护权。

（二）人民法院决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后，应即时将人民检察院移送的案件材料全部退回，人民检察院应按普通程序重新移送。人民检察院对按两种不同程序提起公诉的案件，在起诉书的制作和案卷的移送方式上都有区别，所以人民检察院有必要按普通程序的要求重新提起公诉。实践中存在着人民检察院只把案件抱回，然后只等开庭，而不重新移送材料，这与法律规定按普通程序重新审理相违背，将造成既不是简易程序审理，也不是普通程序审理的怪现象。

（三）人民法院对于人民检察院重新按普通程序移送的案件，仍应第一审的普通程序进行审理，严格遵循相关规定，不能以在按简易程序审理时完成了有关程序而简化有关程序。要充分保障被告人履行其应有的诉讼权，特别是相应规定的时间要保证。针对这一点，实践中由于司法机关往往怕麻烦，加上对被告人诉权保护的观念不强，而不严格遵循普通程序的规定。

（四）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期限。《解释》第第二百三十条规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理期限应当从决定转为普通程序之日起计算。《规则》第三百一十四条规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期限应当从收到人民法院有关案件材料之日起计算。仔细比较，二者的规定是有一定区别的。人民法院决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后，应当把案卷材料退回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重新按普通程序移送材料时，应当给予适当的时间，而这个时间计入人民法院审理的时间，显然不合适。但人民检察院又以此重新计算审查起诉期限，也显然过长。笔者认为，规定人民检察院在法院决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后十日内向人民法院重新提起公诉比较为宜。同时，人民法院应从重新收到人民检察院移送的材料后开始计算审理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