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环保局关于《福建省城市环境规划编制审批管理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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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环保局关于《福建省城市环境规划编制审批管理办法》的通知
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环保局关于《福建省城市环境规划编制审批管理办法》的通知
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宁德地区行政公署，各市、县（区）人民政府，省直有关单位：
经省政府研究同意，现将省环保局关于《福建省城市环境规划编制审批管理办法》转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 施。
省环保局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动我省城市环境规划的编制和审批工作，使城市环境规划的编制规范化，提高城市环境规划的科学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按国家行政建制设立的市、县及经济开发区编制城市环境规划，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城市环境规划由市、县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
第四条 城市环境规划应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指导，促进经济建设、城市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三统一，逐步把城市建设成布局合理，环境功能分区明确，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完善，城市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城市生态良性循环，环境优美、清
洁、舒适、安静的现代化城市。
第五条 编制城市环境规划应当贯彻执行有关政策、法规及标准技术规范，并积极采用先进的规划设计方法和技术手段。
第六条 编制城市环境规划应当对城市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及污染源现状、环境质量状况等情况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取得准确的基础资料。
第七条 编制城市环境规划应当进行多方案的比较和经济技术论证，规划上报审批前，应征求计划、建设等有关部门和当地居民的意见，组织公众参与，并经过专家评审。
第八条 城市环境规划编制程序分三个阶段：
一、城市环境规划大纲编制阶段
二、城市环境规划研究阶段
三、城市环境规划审批阶段
第二章 城市环境规划大纲的编制
第九条 城市环境规划编制大纲及实施方案（简称纲要，下同）是开展城市环境规划编制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其主要任务是在开展初步调查、收集和汇总有关基础资料、数据基础上经初步综合分析后，提出规划研究主要内容、重点，方法，设计规划研究子课题。
第十条 纲要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总则：包括规划目的、原则、技术路线、编制依据、采用标准、规划区范围和期限等。
（二）城市概况：包括环境概况（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概况。
（三）在综合分析城市概况的基础上，初步提高城
市发展中可能出现的环境问题，并确定规划研究重点及主要内容。
（四）环境规划子课题的设置。
（五）规划编制的组织分工、进度安排、经费预算。
第三章 城市环境规划的编制
第十一条 城市环境规划的主要任务：综合研究城市环境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明确城市主要环境问题，确定城市环境规划目标及指标体系，科学划分城市环境功能区，提出城市环境污染综合防治规划方案，合理配置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保护和改善城市生
态环境。
第十二条 城市环境规划的期限一般为二十年，其中应当对城市环境保护远景发展作出轮廊性的规划安排，近期环境保护计划为城市环境规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期计划期限一般为五年。
第十三条 城市环境规划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编制全市市域（或全县县域）城镇体系环境规划，重点为市域（或县域）经济开发区、工业区、自然生态保护区、乡镇环境建设以及全辖区范围内的水系和海域等的环境保护与发展。
（二）充分分析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及城市建设对环境保护的有利和制约条件，从环境保护角度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的合理性作出评价。
（三）研究城市环境现状，预测未来城市环境状况，并明确城市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
（四）确定城市环境保护总目标，提出分期目标和城市环境控制指标，科学划分城市环境功能区。
（五）研究确定城市环境综合整治规划，并进行相应的经济技术可行性论证，提出规划实施步骤、措施和方法的建议。
（六）编制近期环保计划，确定近期环保目标、内容和实施方案。
（七）提出规划实施保证措施。
第十四条 城市环境规划的成果包括文字说明和必要的图纸。
（一）环境规划文件包括规划文本和附件，规划说明及基础资料收入附件。
规划文本是对规划的各项目标和内容提出规定性要求的文件，规划说明是对规划文本的具体解释。
（二）环境规划的图纸包括：
1、城市地理区位图
2、城市现状图
3、城市总体规划图
4、城市园林绿化规划图
5、城市排水（污水、雨水）规划图
6、城市环卫设施规划图
7、城市大气污染源现状图
8、城市水污染源现状图
9、城市大气环境质量监测站位图
10、城市水环境质量监测站位图
11、城市声环境质量监测站位图
12、城市年污染系数玫瑰图
13、城市空气环境功能区划图
14、水域环境功能区划图
15、城市区域环境噪声适用区划图
第四章 城市环境规划的审批
第十五条 设市城市（包括经济开发区）环境规划纲要，由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批，县城环境保护纲要由地（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六条 设市城市（包括经济开发区）环境规划的审批，由市人民政府上报省人民政府，经省人民政府授权后，由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复；未设市的县城环境规划的审批，由县人民政府报上一级人民政府，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授权后，由地区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复，报
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七条 城市环境规划经批准后，应纳入当地城市社会发展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中。其主要指标、项目应列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年度计划中。在市、县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由城市各有关主管部门落实年度计划，分步实施。环保部门对规划实施负责指导，并依法实行监督。实施过程
如有重大修改须报原审批机关批准。
第十八条 城市环境规划根据区域性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实行不定期滚动修订调整，其程序仍按上述规定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城市环境规划的规划文本、基础资料、规划说明、规划图纸的具体内容和深度要求，另行规定。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福建省环保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1998年4月6日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国家煤矿安监局关于加强煤矿放顶煤开采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国家煤矿安监局关于加强煤矿放顶煤开采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安监总煤行〔2008〕130号
各产煤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煤炭行业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司法部直属煤矿管理局，有关中央企业：
近年来，放顶煤采煤方法在煤矿得到广泛应用，对提高全国煤炭产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一些煤矿对放顶煤开采在通风、防瓦斯、防煤尘、防火等方面安全管理工作的特殊要求重视不够，未严格执行放顶煤开采安全管理的有关规定，一些放顶煤开采的工作面在“一通三防”等方面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严重威胁矿井安全生产，甚至发生了重特大事故。为切实加强放顶煤开采的安全管理，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现提出以下要求：
一、充分认识放顶煤开采安全管理的特殊性和紧迫性
1.放顶煤开采工艺的特殊性要求必须加强安全管理。放顶煤采煤方法开采强度大，产量高，瓦斯涌出量大，采空空间高度大，瓦斯易于积聚；顶板冒落时大量瓦斯从采空区涌入工作面，易造成工作面瓦斯超限；放顶煤开采采空空间易形成风流渗入，采空区容易造成煤炭自燃；在放顶煤开采过程中易产生大量煤尘。放顶煤开采易使工作面瓦斯、自然发火、煤尘等灾害加剧的特殊状况，要求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预防和有效控制，强化对放顶煤开采的安全管理。
2.加强放顶煤开采安全管理是搞好煤矿安全生产的紧迫任务。近年来，各地煤矿放顶煤开采工作面相继发生多起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这些事故发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忽视放顶煤开采安全管理的特殊要求，措施缺乏针对性，在通风和防瓦斯、防煤尘、防火等方面存在漏洞造成的。当前，有相当数量的煤矿采用放顶煤采煤方法，加强放顶煤开采的安全管理是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各地区、各单位一定要充分认识加强煤矿放顶煤开采安全管理的紧迫性，正确处理放顶煤开采与安全生产的关系，高度重视放顶煤开采安全管理工作。对放顶煤开采的工作面要立即开展一次全面的检查，并逐面完善和落实安全技术措施，凡措施落实不到位的，立即进行整改，确保安全。
二、采用放顶煤开采必须符合有关规定
3.必须符合《煤矿安全规程》的规定。煤矿采用放顶煤开采必须符合《煤矿安全规程》第68条的规定，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严禁采用放顶煤开采：煤层平均厚度小于4米的；采放比大于1︰3的；采区或工作面回采率达不到矿井设计规范规定的；煤层有煤（岩）和瓦斯（二氧化碳）突出危险的；坚硬顶板、坚硬顶煤不易冒落，且采取措施后冒放性仍然较差，顶板垮落充填采空区的高度不大于采放煤高度的；矿井水文地质条件复杂，采放后有可能与地表水、老窑积水和强含水层导通的。
4.放顶煤开采工作面瓦斯抽采要达到标准。应抽采瓦斯的矿井采用放顶煤开采的工作面，经瓦斯预抽后，煤层的瓦斯含量、瓦斯压力和采煤工作面的瓦斯抽采率、煤的可解吸瓦斯量、工作面通风达到规定的最大风速时回风流中瓦斯浓度等指标必须达到《煤矿瓦斯抽采基本指标》的要求，否则不得采用放顶煤开采。
三、强化放顶煤开采的技术和现场管理
5.加强技术管理。有放顶煤开采工作面的煤矿企业要充实技术管理力量，配备专职技术人员负责放顶煤开采的日常技术管理工作，强化放顶煤开采过程中的技术管理。要详细收集瓦斯、煤尘、煤层自然发火、顶板和顶煤冒放性等技术资料，编制开采设计，制定放顶煤开采的“一通三防”、防治水、预裂爆破和工作面初采、收尾等的专项安全技术措施。要加强动态检查，研究本企业放顶煤开采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并确保安全技术措施的落实。
6.落实现场安全管理责任。煤矿企业要严格执行煤矿负责人和生产经营管理人员下井带班制度，区队管理人员要跟班作业，切实加强现场安全管理，杜绝“三违”现象，严禁瓦斯超限和煤尘超标作业，禁止违章打眼、违章放炮行为。矿级干部要把放顶煤开采工作面作为带班、跟班的重点场所，经常深入放顶煤工作面进行检查。在工作面初采和收尾时，必须有矿级干部和技术人员在现场进行指挥，确保各项措施和管理制度落到实处。
7.加强工作面顶板支护管理。煤矿企业加强对顶板压力的观测，制定预防架前冒落的措施，周期来压期间加强对煤壁的辅助支护，防止煤壁片帮冒落；初采、收尾要制定专门的支护措施。支护材料选型要严格执行《煤矿安全规程》第68条的有关规定，放顶煤开采工作面严禁采用木支柱和金属摩擦支柱支护方式；倾角大于30°的工作面或冲击地压煤层，严禁采用单体液压支柱放顶煤开采。
8.必须按规定处理顶板和顶煤。煤矿企业必须对放顶煤开采工作面制定防止采空区悬顶的措施。采用预裂爆破对坚硬顶板或者坚硬顶煤进行弱化处理时，必须在工作面未采动区进行，并制定专门的安全技术措施。严禁在工作面上、下隅角爆破落煤和在工作面内采用炸药爆破方法处理顶煤、顶板及卡在放煤口的大块煤炭和矸石。
四、严格放顶煤开采的通风和瓦斯管理
9.加强通风管理。煤矿企业要严格按照放顶煤开采的有关规定设计采区通风系统，合理选择通风方式，确保工作面有完善、可靠的通风系统。必须根据防瓦斯、防煤尘、防火的要求，对工作面通风进行技术论证，合理选择工作面风量，减少采空区漏风，并保证风流稳定可靠。要加强工作面进、回风巷道，特别是上、下安全出口超前支护段的巷道维修工作，确保有效的通风断面。工作面收尾撤出支架期间，要采取临时支护措施，保持工作面全风压通风。
10.严格落实瓦斯防治措施。工作面必须制定瓦斯综合防治措施，应抽采瓦斯的要建立完善、可靠的瓦斯抽采系统。强化工作面上隅角的瓦斯管理，要采取埋管、插管抽放和设置引风幛等措施抽排瓦斯。严格采空区瓦斯管理，加强采空区瓦斯抽放，对坚硬顶板要采取措施防止顶板大面积垮落造成采空区瓦斯突然涌出。做好顶板周期来压和地质变化对瓦斯影响的预测预报工作，及时制定相应的安全措施。
11.加强专用排瓦斯巷的通风瓦斯管理。工作面采用专用排瓦斯巷时，必须贯穿整个工作面走向长度且不得留有盲巷，风流控制必须可靠。工作面开采前，煤矿企业要对专用排瓦斯巷进行专项检查，出现积水、冒顶时及时处理。要加强对专用排瓦斯巷及其与回风巷之间联络巷的维护，保证专用排瓦斯巷和联络巷的合理配风及通风系统的畅通。开采易自燃、自燃煤层的，不得布置专用排瓦斯巷。
12.加强瓦斯监测监控。煤矿企业对专用排瓦斯巷必须按规定安设甲烷传感器，在工作面上隅角安设甲烷传感器和便携式瓦斯检测报警仪，并加强重点部位瓦斯日常监测。要按规定调校甲烷传感器和便携式瓦斯检测报警仪，确保数据准确，报警、断电可靠。同时，要在工作面设专职瓦斯检查员，按规定检查瓦斯，特别要注意加强对工作面上隅角、专用排瓦斯巷和联络巷的瓦斯检查，防止瓦斯超限。
五、狠抓防尘、防火和防治水措施的落实
13.加强防尘管理。工作面必须建立完善的防尘供水系统，防尘供水管路上的三通阀门设置和水压、水量必须符合有关要求。炮采放顶煤工作面要采用湿式打眼、使用水炮泥，放煤口安装喷雾装置；综采放顶煤工作面采煤机实行内外喷雾，液压支架和放煤口必须安装喷雾装置，降柱、移架或放煤时同步喷雾。对工作面和其它地点积尘要及时清洗，工作面每班至少清洗一次。煤层能够注水的，要采取超前静压注水或煤壁高压注水等注水防尘措施，防止放顶煤时煤尘飞扬。
14.采取综合防火措施。开采易自燃、自燃煤层的工作面，煤矿企业必须编制防灭火专门设计和专项防火措施。要根据煤层自然发火期合理确定工作面月推进度，因地质构造等原因月推进度达不到规定要求时，要采取有效的防灭火措施。工作面必须建立防灭火系统和火灾监测系统，在开采过程中及时对采空区进行预防性灌浆或注惰性气体等预防性措施，防止自然发火。要合理选择停采位置，避开漏风区，工作面收尾时，要及时回撤支架，并构筑永久防火墙。
15.切实做好防治水工作。煤矿企业要对采用放顶煤开采的煤层加强水文地质工作，开采前必须查明矿井水文地质情况和相邻采空区积水的分布情况，并摸清周边小煤矿的开采情况，分析周边小煤矿开采对放顶煤工作面的影响，根据采区水文地质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防水措施，在开采过程中要加强水害检查和观测，及时探放水，严防发生透水事故。
六、加强对放顶煤开采的监管监察
16.放顶煤工作面必须经过审批和验收才能生产。采用放顶煤开采的煤矿，要针对煤层条件逐面编制工作面开采设计，制定放顶煤开采期间的通风和防瓦斯、防煤尘、防火等专项安全技术措施，报经批准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组织生产。工作面月产量10万吨以下的，国有重点煤矿由集团公司审批和验收；其他煤矿按照隶属关系，由县级以上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审批和验收。工作面月产量10万吨及以上的，由省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审批和验收，其中中央企业由煤矿所在地省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审批和验收。已按上述规定报批和验收的，要严格按照批准的安全技术措施组织生产；未按上述规定报批和验收的，要重新报批和验收，2008年10月底前未报批和验收的一律不准生产。地方各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和各煤矿集团公司要严格把关，防止审批和验收走过场。
17.加强对采用放顶煤开采煤矿的安全监管。地方各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管部门要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强对采用放顶煤开采煤矿的监管和指导。要加强生产能力核定工作，应抽采瓦斯的矿井，把矿井瓦斯先抽后采能力和抽采达标煤量作为矿井生产能力核定的重要内容和约束指标，矿井生产能力超过瓦斯抽采能力的，按瓦斯抽采能力核定生产能力，并督促煤矿企业核减煤炭产量，降低生产强度。要组织推广放顶煤开采的先进适用技术，总结交流放顶煤开采的安全管理经验，推动煤矿企业加强放顶煤开采的安全管理。要加强放顶煤开采的技术培训，提高技术管理水平。
18.严格采用放顶煤开采煤矿建设项目的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地方各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要加强对采用放顶煤开采煤矿建设项目的设计审查，确保设计合理，安全可靠。驻地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要严格采用放顶煤开采的煤矿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的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工作，确保各项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对违反规定采用放顶煤开采的，要责令其改变采煤方法；未按规定建立瓦斯抽采系统、安全监控系统、防尘供水系统和防灭火系统的，以及未按期投入使用的，一律不得通过审查和验收。
19.制定放顶煤开采安全管理的具体标准和要求。省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要结合本地区实际，在2008年10月底以前制定放顶煤工作面通风和防瓦斯、防煤尘、防火等具体标准和要求，明确放顶煤工作面安全技术措施的内容。2008年11月1日起，省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要按新标准进行审批。市（地）、县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煤矿企业要根据省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的标准和要求制定实施细则，严格落实。已经制定的，要进一步修改和完善。自2009年1月1日起，未按规定制定放顶煤工作面安全管理具体标准和要求的地区和煤矿企业，一律不得采用放顶煤开采。
20.严肃查处放顶煤开采工作面的违法违章行为。地方各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和驻地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要加大对采用放顶煤开采煤矿的监管监察力度，严格检查是否符合放顶煤开采的条件，是否按规定进行了报批和验收，是否制定了确保安全生产的技术管理标准和要求，放顶煤工作面是否符合安全生产的要求和《煤矿安全规程》的规定，督促煤矿企业加强放顶煤开采的安全管理，禁止违规组织生产和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组织生产。对不按规定进行安全、技术管理，致使工作面“一通三防”不达标的，要依法责令其停产整顿，并依法严肃查处。
请各省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将本通知及时转发到辖区内相关煤矿企业，认真贯彻执行。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二○○八年七月一日
我国财政立宪问题初探
高军
[摘要] 宪法是一国根本大法，功能上负有统一整体法秩序的作用，一国治乱兴衰与宪法之优劣有重要的关系。由于财政对一国而言极端重要，故各国宪法大都花费较多的篇幅规定基本财政事项。我国宪法中财政条款较为疏漏，实践中带来诸多问题，必须从财政立宪的高度加以完善。
[关键词] 财政 财政宪法 财政立宪
[作者简介]：高军（1972-），男，汉族，江苏淮安人，副教授，法学博士，江苏华东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常州市十大杰出青年法学人才，主要从事宪法学、行政法学、法理学研究。电话:13585359126 ；EMail:gdhzgaojun@gmail.com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功能不同于位阶在宪法之下各种法律，宪法不但明定立法者之裁量范围及界限，同时对于不同法律间因不同之评价标准所造成之漏洞与差异，负有整合及统一之功能。”[1](P3-4)法治的前提是必须存在一部规范意义的宪法。作为“高级法”的宪法，体现一种超验判断，能够对抗以法律名义制定的非法之法。因此，法治国家必须制定一部良宪，而一部宪法是否属于良宪，其判断标准一方面在于该宪法是否真正地体现了民主、法治、人权的基本精神，另一方面在于该宪法的内容是否完备、科学以及该宪法的保障装置是否有效。科恩在论述“民主的法制条件”时亦指出，“在实行民主的社会中，某些原则是必须写进宪法中去的。这些即保证允许并保护公民从事参与社会管理所需要的各种事项的原则。这些保证就是民主的法制条件。”[2](P121)众所周知，“财政决定庶政”，由于财政对一国而言极端重要，因此各国宪法大都花费较多的篇幅规定基本财政事项。
一、财政立宪的理由
首先，宪法内容的开放性。宪法本身是一种具有“框架秩序”的规范，其内容呈现开放性，宪法规定多为低密度规范的指示，即制宪者有意识地保留给各宪法机关一个自主活动空间。依国民主权原则，立法机关具有直接民主正当性，关于框架内容的填补与充实，立法机关可认为是最适切的机关功能主体，而享有一定程度的形成自由空间。[3](P270)不过，立法机关所奉行的多数原则虽然是民主程序的基本要求，但多数决定的立法并非一定是真理的实现，其仅是试误过程而已，因此有可能是错误，甚至是违宪的。在一个实质法治国中，立法权有其宪法界限，多数决定不能背离正义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应受到基本权利与正义的拘束。况且多数决原则，仅系促成民主国家体制的其中一种要素，“民主”概念尚须藉由宪法的基本价值决定形塑。尤其任何民主的多数决定，必须重视基本权利作为具有拘束力的价值秩序。[3]( P267-268)因此，法律除应由立法机关，依一定的程序而制定外，尚须具备符合宪法规定的实质内容，就税法而言其必须接受租税正义的约束，“否则摒弃一切宪法约束，达成最高税收之税法即为最合理之税法，其不当实不待解说而自明”。[4](P55)
其次，现代国家财政支出的扩大易导致征税的无度。虽然课税是对人民基本权利的侵害，但并非每一受害人均能清晰洞察。“盖租税国家于行使其权力时，尽可能不引人注目，乃惯于让纳税义务人税源扣缴、预估暂缴；或借税单定型化使纳税命令宛如证书之作成；由税目多元化而隐藏实质之重复课税；透过间接税使纳税义务人在不知不觉中缴纳；直接税则借由限制财产增值及损费限额之认定，使得帐面营利所得不至减少。”因此，单凭租税法定主义的形式要求，并不足以保障纳税义务人之基本权，而须另加以宪法上之前提以审查税法自身之明确性。[5](P29-30)此外，民主制度导致支出意愿大增，从而导致“租税国危机”。在民主制度下，议员依其偏好及利益团体的压力，不断有崭新的或追加的社会福利法案或计划提出，其财源均来自于一般的纳税义务人。虽时过境迁或环境改变，但囿于既得权难以取消，逐渐成为国家的长期负担。因此，议会保留、民主参与程序及立法程序的公开透明化，并不一定能保障纳税义务人，宪法上所保障的自由权与财产权，不能单单依赖议会的审慎计算，而须对所立之法律，加以实质之限制。[5](P30)由于纳税人基本权并未在政治结构中取得一个长期或近乎永远的地位，于是纳税人的宪法保护，不得不走向历史舞台。[6](P114)
第三，税收函令行政现状易侵及纳税人基本权。对于税法而言，由于税收事务高度复杂并具有技术性，且处于不停的变动之中，冀希望税法事无钜细地对所有事项予以规范，事实上不可能也根本无法做到。而作为法律解释与适用机关的司法部门，限于人力与资源，实际上无法对所有的法律规定预先作出解释，以供行政机关执行法律时备用，另外，基于司法消极的不告不理的原则，未发生诉讼的事件，司法机关不得加以介入。因此，希冀司法机关就所有的法律事前颁布司法解释以供行政机关适用，现实上无法办到。毋宁，应先让行政机关在适用其主管业务所涉及的法律规定时，令其先提出其主观上认为适当的解释意见，如果行政相对人同意行政机关所提出的解释意见，则行政机关根据该解释所作成的行政处分，因为人民未对之异议，即产生事实上的效力。反之，如果行政机关所提出的解释意见，人民主观上认为不当，则可在个案中对行政机关根据其解释意见而作成的对其不利益的行政处分，提起行政救济程序。此时，再由司法机关来予以定夺，究竟是行政机关或人民的法律解释意见，何者为正确且适当。[7](P65-66)但是，税收实际中的函令主宰现状，极易侵及纳税人基本权，因此必须确立违宪审查的标准。
此外，自近代以来，西方各国财政宪法的内容处于不断扩大的趋势。近代市民革命的成果，除了确立强制性的财政收入作用应经人民代表议会同意的“财政议会主义”之外，并同时指明财政作用的公共性来自于人民全体之利益。在早期资本主义自由法治国时代，奉行“自由放任主义”，国家机能仅限缩在国防、治安与税收三个领域，国家财政规模有限，宪法对财政作用的统制，仅以“租税法律主义”为限。然而，随着社会法治国的到来，“最少干涉之政府即最佳政府”的思想逐渐被扬弃，国家扮演的角色日益加重，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公共支出的大幅度增加，国家财政规模日趋扩充。此时，对财政收入、管理、营运以及支出作用之完整宪法规范，亦日显其必要性。[8](P367)一些国家宪法中设“财政”专章对之予以规范。
当前，就我国宪法而言，财政制度方面的内容并未如德、日等国宪法设有专章规定，其规范方式，有散乱及层次不一的缺憾，而且对国家财政权的相关规定亦极为粗陋，仅有的几条与预算有关的条款，仅仅明确了各级立法机关在预算方面的审批权，以及国家行政机关的预算编制权，而对于国债、国库、以及税收立法权限、税收的范围、中央和地方税收权限的划分等都没有明文规定和严格的界定。直接涉及税收的条款只有一条，即第五十六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学者指出：“从税收立宪的起源及其本质来讲，税收立宪重在规范国家征税权、保护人民的基本财产权和自由权，而我国宪法的这一条规定显然是从维护国家权利、保证人民履行义务的角度出发的，很难说我国已经进行了税收立宪。”[9](P76)我国宪法的这种状况和财政立宪的精神相去甚远，也和一个大国的地位不相协调。这些财政立宪的不足会导致财政秩序的混乱，甚至存在发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10](P157)
二、我国财政立宪的前提预设、核心及程序
1.财政立宪的前提预设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11](P3)规则尤其是作为社会元规则的宪法本身必须保证公平和正义，而公平正义的规则产生必须遵循科学的前提预设。宪政的基本精神就是有限政府、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宪法在设定政府权力的同时，必须对权力进行分工，限定权力行使的边界，以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财政立宪的前提预设上，必须坚持“性恶论”、“无赖假设”。 虽然在情感上难以接受，但人类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对统治者持人性乐观的态度往往导致悲剧性的后果，相反，对统治者持人性悲观却导致了好的制度的产生。“谁认为绝对权力能纯洁人们的气质和纠正人性的劣根性,只要读一下当代或其他任何时代的历史，就会相信适得其反”。[12](P56)休谟尖刻地指出，“政治作家们已经确立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都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之外，别无其他目的”。[13](P27-28)托马斯•杰弗逊说得更直截了当：“信赖在任何场所都是专制之父”，“自由的政府，不是以信赖，而是以猜疑为基础建立的。我们用制约性的宪法约束受托于权力的人们，这不是出自信赖，而是来自猜疑。……因此，在权力问题上，不是倾听对人的信赖，而是需要用宪法之锁加以约束，以防止其行为不端。”[14](P22-23)在西方思想史上，此类论述比比皆是，已成宪政基本通识，是制度防恶的理论基础，我国财政立宪必须坚持这一前提预设。
2.财政立宪的核心
在对待征税问题上，纳税人与政府的态度处于对立的状态，正如穆勒所言，“政府的利益在于课以重税，共同体的利益在于尽可能减少纳税，少至只能维持政府的必须开支。”[15](P1)所处的位置决定了政府官员必然会抱怨财政收入还不够多，财税部门的官员声称民众税负还不够高，但一个受法治、宪政约束的政府对税款的需求必须面对一个宪法性边界，那就是民众的承担意愿。因此，财政立宪的核心主要在于控制征税的规模。
公共选择学派即基于此而提出立宪经济学理论，主张制定财政宪法。因为，“在这种非制宪背景下，未来的纳税人当然易于受到把征税能力利用到极致的政府的剥削”，“未来或潜在的纳税人显然都愿意在预算期开始以前对征税权实行宪法约束，这种约束是为了在立宪以后的所有税期制约财政权力的运用”。如此，人们才能够预测，并且可以适当的调整其行为，当然还包括一些需要较长时间规划的行为。[15](P223)亦即由于税收意味着资源由私人部门流向公共部门，因此，实行税收立宪，就可以为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和法律环境，使纳税人能够通过对预先确定的税收法律的了解而获得对于税收负担的可预测性，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宪法作为一国的根本大法，其基本的价值目标是通过对政府施加合法的制约来防止权力被滥用。在宪法中规定税条款，其目的在于划定国家通过税收汲取公民财产权的范围，如果国家超出范围征税，公民有权拒绝。[16](P50)
此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税收不应是根据政府需要来决定收取的，更不是越多越好，而是依据需要完成的公共事务仔细计算的结果。 不同于一般经济以追求赢利为目的，国家财政以非营利性为目的，奉行量出为入的原则。国家财政所应考虑的事项，乃如何应用财政手段，达成维持国家的独立安定、促进国民生活的安宁幸福等公共目的，而不再以取得超额的收入为目的。财政上没有求盈余或讲积蓄的观念，因为财政的收入，是以供应财政的必需支出为限度的，并且是以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为正常目标的，否则难免不成为“聚敛式的财政”，以致民间的财富集中于国库，这是应该严加禁止的。 民主国家的税收体制都是“量出为入”，即依据公共事务决定征税征取。 原因在于：第一，经济学理论及长期的人类实践已经证明，政府利用资源的效率必然低于民众个人支配、利用的效率。如果政府税收规定过大，必然使资源集中到政府手中，而这会降低全社会的资源利用效率。第二，宪政主义要求，政府的职能必须是有限的，社会、市场能够解决问题的问题，就不需要政府用税款来解决。而现实中政府用税款所干的很多事情，其实完全可以由市场、由社会自己来做，而且会比政府做得更好。给定一个社会，若政府占用资源过多，则社会占用资源必然减少。政府配置资源的范围越大，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越小。一个重税国家，社会的活力必然会受到抑制，这种损害尽管在短期看不出，但长期来看，对于人的自由和社会繁荣，会有致命损害。[17]
3.财政立宪的程序
财政立宪过程中必须遵守程序的正义。首先，在法治社会，权力是以法的形式表达的，法的权威来自于其制定的民主性。作为原规则的宪法制定本身必须由人民直接参加，或由人民通过公正的选举程序产生的代表参加。其次，财政立宪过程必须在“无知之幕”下进行。[15](P4)判断一个社会的制度公正与否，要看当一个人对自己未来的社会地位不确定时，即不管这个人处在什么地位，都认为这些游戏规则都是公正的时候，那么这些规则才是真正公正的。[11](P131-136)哈耶克亦指出，“当代表们所能够制定的是他们本人及其后代也必须同样遵守的法律的时候；当代表们所能够提供的只是他们本人也必须承担各自份额的金钱的时候；当代表们施以损害他人的行为与众人同罪的时候，被代表人才可能指望得到善法，才可能指望蒙受较少的侵害，才可能指望保有必要的节俭”。[18](P278)
三、我国财政立宪的形式与内容
考察世界各国宪法，财政立宪的基本形式有两种：一是分散式，即分散在宪法的不同章节中予以规定；二是分散加集中式，即既在宪法的不同章节中予以规定，又由专门的财政章节予以规定。大多数财政立宪的国家采用第二种方式，即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规定公民的纳税义务，再用专门的章节规范财政事项。[9](P77)
财政宪法的内容，具有指导地位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三项：[8](P369-371)（1）财政民主主义。财政民主主义一般又称为“财政议会主义”或“财政议决主义”，指藉由人民代表议会对公财政进行统制的重要原则，其理由在于：由于国家活动所需的资金，最终须由国民提供，在宪法上属于对私有财产权的侵犯，而国家所管理、使用的财产，其原始资金亦根源于国民，因此国家必须仅能为国民的利益而管理、运用。同时，鉴于财政作用在经济上、社会上的重要性，因此在拟定计划之初，即有必要由议会参与决策、适度监督，以免造成运用上的偏颇。此外，鉴于财政作用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业已使得以预算形态表现的财政计划，俨然已成为政治活动的“节目表”，其重要性有时甚至超过制定法，因此亦应与法律一样同受议会的统制。财政民主主义原则的内容至少应包括：①课税、发行公债等造成国民负担的行政行为，应得议会承认。②不得因身分、特权而免除租税义务。③政府的岁入、岁出应总计于预算书，交由议会审议，并以公开为原则，其使用则依法律规定。④决算书应得议会的承认。（2）健全财政主义。国家以永续存在为目的，国政亦须在安定的财源支持下永续经营，其在财政上的前提要件，则在于财政之健全性。而欲求财政健全，首重收支平衡，因此岁出原则上须以租税等“实质收入”为主要来源，而不得依赖公债、借款等“非实质收入”以为支应。财政健全主义内容主要包括：①政府经常收支，应保持平衡，资本收入、公债现赊借收入及以前年度岁计剩余，原则上不得充当经常支出之用。②政府非依法律，不得于预算外增加债务。③为调节国库收支而发行国库券，应依法办理。④应禁止“赤字公债”。⑤公共债务不得逾越适正规模，未偿余额应设上限规定等。（3）适正管理、营运主义。根据民主主义与国民主权原理，政府的一切资金均来自于国民的委托，其管理、营运必须适正为之。其通常在制度上具体表现为：①岁出岁入应全部编入预算，以利于议会审议、进行统制的“总计预算主义”。②执行岁出预算时，禁止目的外使用并于原则上禁止流用。③国家作为当事人一方订立契约时，为保公正及节约，原则上应通过一般竞争契约方式进行。④无论岁出或岁入会计，命令机构与出纳机构均应分立。⑤谋求公财产管理的合理成本与利润等。
笔者认为，我国的财政立宪宜采取分散集中的模式，其完善应主要围绕以下内容进行：（1）基本国策条款中，规定国家征税，须培养税源，并衡量人民纳税能力，以重民生。（2）宪法必须对政府的收入用途进行约束，“如果对收入的用途没有约束，收入就变得等同于政府决策者的私人收入”。[15](P31)因此，应明确规定税收必须用于公共支出用途的条款，使纳税义务与纳税目的相联系，为确认纳税人税款使用监督权及进而为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确立宪法基础。（3）在宪法第56条后，补充“国家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利”的原则性条款。（4）明确确立税收法定原则，建议补充“新征税收或变更现行税收必须有法律或法律规定的条件为依据”。（5）补充“公民享有依其纳税能力公平纳税的权利”及“公民有最低生活费不被课税的权利”。（6）规定原则性的公民社会权条款，建议仿日本宪法补充“公民享有维持最低限度的健康的和有文化的生活权利”。（7）确立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的边界，补充有关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与税收分享权划分的规定。全国范围的例如国防、外交这类的公共服务所需的费用，相应的税款应该由中央政府支配，而地方上的公共服务，应该尽量由地方政府直接通过地方征税来完成。（8）明确预算的法律地位， 规定一切财政收支必须纳入财政预算，强化人大对政府预算的审批权和监督权。同时，规定各级政府对教育、科学、文化、社会保障、就业、医疗保险等支出应优先编列。（9）保障国家审计的独立地位。由于国家审计权既关乎国家权力配置和权力结构，也关系国家法治的状态，故应优先确定。我国国家政治构造以人民主权为理论基础，采用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审计权应定位为立法权之下的独立监督权，建议将现行的行政审计尽快地转变为议会审计，赋予各级人大对财政运行以有效的制约手段。（10）增加有关国债的规定，补充“国债发行的主体、条件、程序、规模、结构、利率、偿还，由法律规定”的条款，为我国国债法的立法确定基本框架。
高军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江苏常州 21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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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转引自，[日]杉原泰雄.宪法的历史——比较宪法学新论[M].吕昶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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