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财政厅关于福建省省级政府协议定点采购管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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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政府


厦门市控制人口机械增长的暂行规定
厦门市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严格控制厦门市人口机械增长，使人口增长计划同特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根据国务院有关法规和厦门特区建设实际需要，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成立厦门市控制人口机械增长领导小组，作为厦门市人民政府控制人口机械增长的领导机构。主要是制定全市人口机械增长规划、人口机械净增计划指标分配方案，协调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市公安局），作为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负责调查研究、草拟有关政
策规定和管理办法，督促检查实施，积极反映和报告执行的情况。
第三条 凡属调入厦门市的干部、工人（包括中央、省属单位）；中央和省的各部门、各兄弟地区，要求在厦门设立办事机构；外地离、退休的干部、工人、辞退、退职、退学、开除人员，部队系统的复员、转业、退伍军人和随军家属以及无军籍人员；城镇居民、农村人口，要求投靠
职工居民生活；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要求入境定居；大中专院校的招生或毕业生分配；劳改释放，解除劳教、少管放回返厦人员等的进人数量，都要受总控制指标限制，并按本规定进行管理。
第四条 控制城市人口机械增长，要实行指标加政策的管理办法，并实施《准进单》制度，既要控制进人的数量，又要提高人口的质量；凡是特区和台商投资区建设急需的各种高、中级人才，要积极引进；对本市无法调剂的专业人员、技术工人可以调进；对中央、省、市有明确政策规
定的正当迁移，凡符合条件的，要允许迁入；对特区建设非急需的一般人员，要从严控制。
第五条 厦门市计委是市宏观控制人口机械增长的主管部门。在拟定人口机械增长计划指标时，要根据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中确定的每年人口机械净增的指标和国家计委每年下达的人口计划指标，并考虑中央和省属单位的需要，由厦门市组织、人事、劳动、民政、公安、教育等职能部
门提出具体方案，经市计委平衡后，报厦门市控制人口机械增长领导小组审批，正式下达各职能部门实施。公安、粮食部门凭有关手续和《准进单》给予落户和粮食供应。
凡涉及“农转非”问题，按厦府〔1990〕综158号文办理。
本市各职能部门，应根据分配的进人控制指标（含随迁家属，下同），制订控制办法，具体组织实施。控制指标应留有余地，如确需调整时，各职能部门可提出书面报告，由厦门市计划委员会统筹调整，报厦门市控制人口机械增长领导小组审批。
第六条 严格控制成建制迁入厦门市区的单位和人员。
一、凡非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内的和四化建设特殊需要的，以及有可能对城市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单位，一律不得迁入厦门市区。原已迁出厦门市，现在其他地方已有基础设施的单位，不再迁入厦门市区。
二、凡申请成建制迁入厦门市的单位和人数，应报请厦门市人民政府审核批准，市人民政府要指定一位领导负责审批，防止多头审批。
三、成建制迁入单位，按迁入的干部、职工及其随迁家属人数计算，应向厦门市公用事业局缴纳城市基础设施增容费，上交市财政，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四、经批准成建制迁入的单位，一般安排到厦门岛外和同安县。
五、对已迁入的单位，要进行一次清理。凡未经批准的不准入户，符合迁入条件但手续不完备的，应予补办。
第七条 科技人员、干部、工人的调进。
一、对特区和台商投资区建设需要的各种人才要积极调进。凡经批准引进或调进的专业人员、干部、工人，允许其原在一起生活城镇户口的配偶及一个待业子女随迁入户，未成年子女按随母原则处理，原跟随干部、工人在同一户口受抚养的老人可随同迁移。职工本人调离厦门时，随迁
进来的家属子女和老人，原则上按“随进随出”的办法，同时迁出。引进的专业人才和调进的专业人员、干部、工人，须由用人单位向厦门市组织、人事、教委等部门或劳动局申请，属于干部的由组织部、人事局批准；属于工人的由劳动局批准。
二、严格控制一般干部、职工调入厦门市。
1．中央和省驻厦单位及厦门市属各单位招干、招工，一般应在厦门市招收城镇人口。
2．解决干部、职工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应坚持特区内就特区外，单身就全家的原则。对于家庭生活基础在厦门市，分居时间较长，确有实际困难的，应逐步给予解决。其中属于单人调进或随迁人口较少，本人的年纪轻，文化、技术素质较好的，在审批时可以从宽掌握；对于夫妇双方
均在外地工作的，一般不应单方调进；个别因特殊情况需要单方调进的，应报经市控制人口机械增长领导小组分管的领导审批。经批准调进的干部或工人，随迁家属子女一般不超过2人。
3．凡超编单位，除特殊需要的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外，原则上不从外地调进人员。如属同一系统因工作需要调换人员的，应先出后进，保持平衡。
4．凡属照顾性对调的，应坚持先出后进，进出平衡的原则，进多于出的，要受指标限制。
第八条 严格控制外省、外地驻厦机构人员户口迁入。
一、中央各部门、省、市、自治区及省外各地市、省内各地市县人民政府，经厦门市政府批准设立的办事处，对其领导干部、业务骨干、专业人员可根据实际需要，核准3至5名常住户口指标。生产型的内联企业和科研单位在特区和台商投资区投资达人民币200万元以上，经营3年
以上，有经济效益的，根据需要，可核准3至5名常住户口指标，主要解决单位的领导干部、技术业务骨干户口。上述两项一律申报集体常住户口，并不得把集体户口转为家庭户口。其他工作人员和随带家属子女可报暂住户口。各办事处和单位因工作需要调换人员的，应在核准入户指标内
，按先出后进原则，办理户口迁移，达到进出平衡。各驻厦办事处所需的一般工作人员和工勤人员，应在厦门市内招聘。
二、外地来厦经商、办厂、务工、办服务业、搞运输、基建、房地产等企事业单位的人员，一律申报暂住户口。
第九条 境外人员来厦兴办独资或合资企业的。
一、港澳台侨和国外投资者来厦兴办企业，开办银行和设立代表处的，可允许向特区外招聘人员。招聘人员应符合第四条、第七条规定的对象，经劳动、人事部门同意，方可到外地招聘。外地被招聘来厦的人员，应报暂住户口。
二、港澳台侨和国外投资者，在特区和台商投资区投资达100万美元以上，正式投产一年后有经济效益的，投资者任用其亲属在其企业担任代理或主要管理人的，经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可允许1至2人迁入常住户口。
第十条 部队系统有关人员迁入厦门市的，要分别不同对象，对照有关政策规定办理。
一、随军家属入户，应按中央军委规定的条件和总政治部的指示精神办理。驻厦部队随军家属需迁入厦门市的，由师（旅）政治部按随军条件审批，市公安局办理落户。随军家属是干部或工人需调入本市的，由人事劳动部门按有关规定办理。
二、复员退伍军人入户。
复员、退伍军人的安置，应坚持“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原则，具体是：
1．凡由厦门市参军入伍的公民，因服役期满，复员退伍后迁回原居住地的，由本人持县、区复退办开具的《复员退伍军人申报户口介绍信》，连同部队开具的《退役军人、在编职工粮食供应介绍信》，办理入户手续。复员退伍军人入伍前原是吃商品粮的落非农业户口，原是吃农业自
产粮或回销粮的落农业户口。
特殊情况需要安置工作的，按《福建省〈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实施细则》和市政府有关规定办理。
2．异地安置入户。原属省内城镇人口入伍的退伍义务兵，经市民政局审查符合安置条件的，送市公安局办理落户后，安置工作，属于外省城镇人口入伍的退伍义务兵，经福建省复退办批准，再办理有关安置入户手续。
3．志愿兵转业安置：按《福建省〈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实施细则》和市政府有关规定办理。
三、转业干部安置入户按省、市政府有关规定办理。
市公安局按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安置转业干部名单和干部调动分配介绍信，办理入户手续。
四、军队离、退休干部及其随迁家属迁入厦门市的，应严格按照国务院、中央军委和福建省政府等规定办理。对符合规定随迁的配偶、子女，如没有工作的可随迁，在职的应分别报经市人事、劳动部门按有关规定审批。
第十一条 干部离、退休、工人退休以及被辞退等人员要迁入厦门市的。
一、离休干部本人或配偶原籍是厦门或原由厦门迁出，生活基础在厦门又有居住条件的，经厦门市委老干部管理局审核，符合安置条件的，可以接受安置落户。
二、退休干部、职工本人或配偶原籍是厦门或原由厦门迁出，要求投靠一方生活迁入的，又有居住条件；原是国家干部编制的，须经市人事局审核；原是工人编制的，须经市劳动局审核，符合条件的可以接受安置。家庭生活基础已在外地的，原则上不再搬迁厦门安置。
三、原由厦门调出或原籍是厦门的在边疆、青藏高原等边远地区工作的干部、职工要求退休回厦并有居住条件的，可以接受安置。
四、辞退、退职、退学、开除人员，按国务院和公安部有关条例、规定办理。
第十二条 华侨、港澳台同胞回厦门定居。
一、原由厦门市批准往港澳及国外探亲、学习或工作而返回厦门的，凭当事人的护照、来往港澳同胞回乡介绍书，办理入户手续。
二、台胞及其他人员要求回归来厦定居的，必须事先向市台办申请，报省有关部门批准后，办理定居落户手续。
第十三条 符合国家户口迁移规定的，如招生、落实政策、部队随军家属、收养小孩落户、城镇或农村人口投靠职工居民生活的，港澳及国外回归定居人员，农户之间户口迁移、复员、退伍军人、辞退、退职、退学、开除人员、劳改释放、劳教解除、少管放回人员等，由公安机关受理
，严格按国务院（77）140号文件和有关政策规定办理。经批准的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在厦投亲落户的，一律实行“准迁证”制度。对征用土地后批准“农转非”的人口，应坚持就地办理落户的原则，一般不得向市中心区内移居。
由于特区范围内人口密度较高，由岛外迁入岛内的户口也应适当控制。其家庭生活基础不在岛内者，一般不迁入户口。分配在海沧、杏林台商投资区工作的干部、工人及随迁家属，应在工作单位或居住地落户。
第十四条 严格控制鼓浪屿人口机械增长。
要按“只准出，不准进”的原则，更加严格控制鼓浪屿人口机械增长。
一、严格控制成建制的单位迁入鼓浪屿。除发展旅游业外，不在鼓浪屿增设新的机构。
二、凡从厦门岛外调进鼓浪屿的；因离退休、退职等要求回其在鼓浪屿家中的；因需要照顾投靠在鼓浪屿的直系亲属的，须经厦门市公安局批准后，方可将户口迁入鼓浪屿落户。
三、凡厦门岛内居民，因结婚需迁入鼓浪屿的；因看管位于鼓浪屿私房而要求进入鼓浪屿的房主的直系亲属；原系鼓浪屿居民因军人退伍；华侨、港澳同胞、在国外工作或学习回归定居；劳改释放、劳教解除、少管放回人员必须回鼓浪屿家中落户的等，须经鼓浪屿公安分局批准，方可
在鼓浪屿落户。
第十五条 控制城市人口机械增长，既要实行宏观计划管理，又要发挥计划、组织、人事、劳动、公安、民政、粮食等部门的职能作用，认真执行各项规定，共同控制人口机械增长。凡违反规定的，公安、粮食部门有权拒绝办理户粮关系，并责令其返回原迁出地。对弄虚作假，以权谋
私者，应给予处分，情节严重，触犯刑律的，交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本规定从1991年1月1日起公布施行，并授予厦门市控制人口机械增长办公室解释权。同安县除“农转非”外，其余可参照本暂行规定实行。过去的规定与本规定有相抵触的，按本规定执行。



1990年11月12日
交通肇事罪罪名及司法解释评析

陈龙


【摘 要】交通肇事罪作为一种常见多发的犯罪，极具社会危害性，但对于其罪名及司法解释的理解存在颇多争议，正确地理解该罪的犯罪构成及司法解释，对于我们认定及打击犯罪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基本构成 情节加重构成 结果加重构成 立法原意

自2000年11月15日，《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颁布以来，关于该解释的争议不绝于耳，如何正确地理解刑法133条及其司法解释，对于维护法制统一，维护法制权威具有重大意义。
一、 交通肇事罪的概念及构成要件
新刑法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它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
本罪状较为详细的表述了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方面及其客体，仅凭此，还难以准确理解该罪，依据该条文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其构成要件分为两个方面：基本犯罪的构成要件和加重犯罪的构成要件。
（一）基本犯罪的构成要件，表现在本条文的前段，即：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其体现的基本犯罪构成如下：
1．客体，本罪的客体表现为交通运输管理秩序及重大的公私财产安全，及人民的生命安全。这些与交通运输行为密切相关，统称为公共安全，此处无争议。
2．主体，为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从立法本意来看，为从事机动车辆交通运输的人员，有学者认为,本罪主体可扩大至非机动车辆，如自行车、人力三轮车、畜力车等[1]，其理由是这些进入公共道路上的非机动车辆的周围同样是众多的行人和车辆，且相当多的交通事故都直接或间接地与非机动车辆有关。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本罪的立法原意是对违反交通法规的机动车辆驾驶员予以惩戒，而不是凡是危及安全的车辆皆由本罪调整，像 自行车、人力三轮车、畜力车等其本身的危险性，一是远远小于机动车辆，二是即使发生交通事故，仍可以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加以评价。完全没有必要硬拉入交通肇事罪加以处理，此种理解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实不足取。
3．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致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重大公私财产遭受损失，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1）行为人必须具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即规范违反性，应是本罪的前提条件，这里的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主要是指保证公路、水上交通运输安全而制订的各种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海上交通安全法》、《内河交通运输安全管理条例》、《内河避撞条例》等。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新刑法规定了重大飞行事故罪和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故有关铁路及航空的法规不会成为本罪成立的前提条件，应予注意。
（2）违规的行为还需造成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至于具体的标准在本罪的罪状中未予明确，司法解释中有详细说明，在此不予赘述，有关问题下文逐步展开讨论。
（3）行为的违规性与事故的重大性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此点直接关联责任的承担，而责任的承担直接导致罪与非罪、罪轻罪重的直接相关因素，故在此有必要详加说明。2000年出台的司法解释将因果关系演绎为“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而此种认定与交通行政执法部门又具有重大关系，故应慎之又慎。现实中即有多起交警部门在认定责任时玩忽职守，致使冤枉无辜，轻罪重判、重罪轻判者不胜枚举，故有必要在加强技术训练的同时，严肃法纪，力求交警部门秉公执法，铁面无私。
（4）主观方面，虽然本罪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但主观上为过失是无任何意义的，否则立即会转化为故意杀人罪、故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虽然对于违规本身是故意，但对结果的发生仍然是一种过失，目前已达成基本共识。
以上分析了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罪构成，凡是符合以上四点，毫无疑问，应定为交通肇事罪，但是引起较大争议的，乃是笔者下文将要论述的加重犯罪构成。
交通肇事罪的加重犯罪构成，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中段体现为情节加重构成，末段体现为结果加重构成，反映在条文中，即“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它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
1．情节加重构成，表现在符合基本的犯罪构成的基础上，符合本法规定的严重情节：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它特别恶劣情节的，反映在司法解释上，即客观方面起点上要求降低，致一人重伤为前提条件；法定刑升格，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主体的要求提高，具体见司法解释第二条。
在此需注意的是逃逸行为之界定，司法解释中明确解释，逃逸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的行为，但构成逃逸，还需符合以下条件：（1）至少重伤一人以上，如未达到此项要求，则丧失犯罪化之前提；（2）还需具备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几项内容。关于特别恶劣情节，司法解释亦明确规定，但数额之问题，下文还将展开，此处不予赘述。
2．结果加重构成，表现在符合基本犯罪构成的基础上，又发生刑法规定的加重结果，即因逃逸致人死亡，其法定刑为7——15年。在过失犯罪中，实属罕见，因而有学者认为，逃逸致人死亡的法定刑是否过高[2]，需要将此条文区别于其它条文的是对于伤者死亡结果的主观态度，如果说，符合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要求是过失的话，则逃逸致人死亡，所涉及的行为人的主观方面至少应为间接故意，即对死亡结果持放任态度，因而有许多文章称，因逃逸致人死亡，应定故意杀人罪[3]，笔者不同意此种观点，虽然说，逃逸致人死亡，此种行为完全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但要看刑法有无特别规定，如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完全符合故意杀人罪，但也无哪个人主张定故意杀人罪，诸如此类现象不胜枚举，此处分析其特殊性。
如前所述，如按情节加重构成，交通肇事致人重伤以上，才进行结果加重评价，显然无法解决下面这种情况：即交通肇事导致受害人轻伤，如骨折，就不符合基本犯罪构成，但由于天寒地冻，肇事者逃逸致受害人死亡，对于肇事者之行为如何评价，有文章指出，应单列“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罪”解决此类问题[4]，笔者亦不同意此种观点，逃逸致人死亡，作为一种结果加重构成要件，完全可以通过解释刑法条文解决此类问题，即逃逸致人死亡，将其基本构成要件在降低，即致人轻伤以上。此种观点肯定会招致诸多批判，但笔者强调先前行为之门槛，还有另外一个条件，即致人死亡，且其间不存在阻断因素，是由于肇事行为致死亡结果发生，此种行为完全符合犯罪的根本特征，用一个新罪名解决此类问题，实属多余。
二、 司法解释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自2000年11月15日，《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颁布以来，有诸多学者对此解释中存在的优缺点展开讨论，有论者甚至质疑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权的范围[5]，笔者认为，该项司法解释对于认定交通肇事罪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否则仅凭刑法第133条，是很难定罪的，该项司法解释的内容主要是以下几点：
1．将交通肇事罪的主体扩大为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和非交通运输的人员，此项规定与第五条第二款及第七条的规定相互应。
2．将基本犯罪构成、情节加重构成和结果加重构成的客观方面解释的较为清楚，主要散见于第二、三、四和第五条。
3．将以积极作为方式带离被害人，隐藏或遗弃致使其死亡或残疾定为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
4．将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乘车人作为肇事者的共犯纳入交通肇事罪。
5．以场所为区别其它诸如重大责任事故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过失致人死亡罪。
6．给予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以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就无法赔偿的数额，因地制宜，确立立案标准。
其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主体之扩大对于打击犯罪有无帮助； 2.与非交通运输人员成立共犯是否合理；3.不能赔偿之数额标准是否有违公平原则；4.法定刑升格是否有利于打击犯罪。
（一）.主体之扩大对于打击犯罪有无帮助
对于此点，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肯定说认为，将犯罪主体扩大为一般主体提高了该罪的适用性[6]，其理由是：在科技、交通日益发展的今天，交通事故的危害性于日剧增，目前，我国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居世界第一位，每天死亡300多人[7]，应扩大主体加以打击，否定说认为，司法解释关于主体之扩大是否属于越权行为[8]，同时扩大的主体大多属于弱势群体，由他们来承受科技进步带来的不利，很明显是不公平定的，也与法律的民主精神背离。笔者较为同意否定说，但理由与其并不一致，首先，犯罪率的高低与认定为犯罪的行为密切相关，扩大犯罪主体自然提高了犯罪率，这是毫无疑问的；其次，更不能因为交通事故的数量增加，死亡的人数增多，就盲目扩大主体的范围，这是很荒谬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由很多种，而界定为犯罪加以惩戒，应该是最后的方式；再次，每一个肇事者虽然对于违规是故意的，但对于造成的危害结果是持过失态度的，而非交通运输人员更难与交通肇事的危害性搭上关系，纵然一个人随意过马路，而致使汽车急转弯而致他人伤害或死亡，也不应定为交通肇事罪，大不了为故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作为非罪处理的。笔者不解，为什么要以另一种犯罪化去解决犯罪的问题呢？这是从根本上不利于社会和谐的，故笔者认为，应将交通肇事罪的主体限于交通运输人员。
（二）与非交通运输人员成立共犯是否合理
司法解释第五条第二款指出：“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该解释引起了广泛争议，有论者主张，交通肇事罪主观为过失，行为人与车辆所有人等构成过失共同犯罪，与刑法的基本理论不符[9]，持此观点的学者较为普遍，还有论者提出制订新的罪名“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罪”来解决诸如此类争议[10]，这也充分说明在此问题上理解的差异性，仔细分析，该条解释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1.前提条件，“交通肇事后”，交通肇事是其他主体构成本罪的前提条件之一，如不符合前文论述的基本犯罪的客观方面，自然无需进一步分析；2.结果条件，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如被害人得到救助或者虽未得到救助，但未死亡，就不适用本解释；3.因果关系条件，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是因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引起的，如缺乏原因条件，其他主体是无法构成交通肇事罪共犯的。
以上几点是对该解释最基本的理解，针对否定共犯的论者所提出的理由，笔者认为是不恰当的，司法解释没有明确指出“共犯”就是过失共同犯罪，而很多论者，先是对共同犯罪的理论进行长篇大论，后又对过失共同犯罪存在缺乏环境等条件进行剖析，然后指出本条解释存在的不足，这是极不科学的，张明揩教授曾经说过，法律不应该是被嘲弄的对象，而是被解释的对象，更是被信仰的对象。对于法律的解释，望文生义是大忌，仔细评析“共犯”一词，最后还是落脚于行为之上，交通肇事罪的主观要件为过失，这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已达成广泛共识，但就本解释而言，逃逸行为本身系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主观明显为故意，对于受害者之死亡结果所持的态度应为间接故意[11]，所以就指使肇事人逃亡的人来说，主观上为故意，客观上为指使行为人逃逸。有人以本文前述主体之扩大有无益处得出结论否定笔者现在所陈述的观点，在此笔者想澄清的是二者并不矛盾，反而有机的统一。正如贪污罪，主体为特殊主体，但仍然可以与其他主体构成共同犯罪。同理对于其他主体处罚作为共犯处理是合乎法律的“共犯”，在此处，立法者的原意应该是没有争议的，从搜集的资料来看，对解释的批评都将其认定为过失共同犯罪，反而在笔者看来，立法者绝无此意，此时肇事者与指使者的主观态度都是故意，完全符合共同犯罪的犯罪构成，而不是过失更不构成所谓的共同过失犯罪，从立法及司法解释完全可以很清楚地理解该解释的涵义，认为“共犯”的称谓不妥是缺乏根据的，同时立法者设定的前提及因果关系条件完全限定了范围，是可以为司法操作带来便利的。
（三）“不能赔偿之数额”是否违反公平原则
司法解释第二条及第四条、第九条都涉及到数额问题，例如第二条“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30万以上”作为客观方面表现之一，有论者质疑有违公平[12]，认为，以事故造成重大财产损失达到重大事故标准可以认定本罪，这无可非议，但以无能力赔偿的数额作为定罪标准却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正如87年8月21日两高作出司法解释规定，3－6万元作为入罪起点，现在数额与过去相比有较大提高，但以前的司法解释对于无能力赔偿之数额仅作为量刑情节加以考虑，综合比较而言，2000年司法解释存在如下问题。
1．以无能力赔偿之数额作为入罪标准，有违公平原则。宪法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该条司法解释却影射了古代赎刑的影子，其对于公平正义观念及民众对法律的信仰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其后果不堪设想，试想，同样肇事，却因个人经济实力的差距而出入罪，这就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也易于诱发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
2．以过失造成财产损失作为一项入罪标准，导致罪犯的“再社会化”变得更加困难。在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一章中，设定了故意毁坏财物罪，而过失毁坏财物罪在同样的数额下是不够成犯罪的，而这样考虑，也无非是因为其社会危害性本身并不严重，尚无处罚的必要。对本章中该罪而言，同样是过失毁坏财物，因为肇事本身是过失，对重大财产的损失也持过失之态度，但钱与命毕竟不可相提并论，过失毁坏财物与过失杀人是无法比较的，所以从刑法的谦抑性角度而言，对此类犯罪设定一个较高的入罪起点也是合理的。但“无能力赔偿之数额”作为定罪标准就难以昭示公平，虽然立法者原意是出于对法益缺损之弥补，以财产的特性为出发点，以该解释促使人们积极的加以弥补，然而真正无法筹钱的人也许宁愿选择入罪服刑，但其悔改之心，可想而知，带着一种对社会的敌视，被改造，其“再社会化”亦困难重重了，这不得不引起反思。故笔者主张，应删去“无能力赔偿数额”之条款，方能平息争议，彰显公平。
（四）法定刑升格是否有利于打击犯罪
2000年司法解释相对于87年司法解释而言，增加了“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有论者认为此种规定有太多的功利色彩，致使罪责刑不相适应[13]，其认为其量刑相对于类似的过失犯罪而言，量刑偏重，起论点是站不住脚的，正如笔者在前面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逃逸致人死亡相比于基本犯罪中的犯罪构成而言，其社会危害性明显加重，因为其对受害者的死亡，已经由开始的过失转化为间接故意了，增加法定刑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此种变化。笔者虽然不主张定故意杀人罪，但其完全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又使其不能简单的等同于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罪构成。所以笔者认为，法定刑上的梯度还是有利于打击犯罪的，最起码在禁止模仿上体现其特殊的社会功能。

参考文献
[1]瑜粉红.交通肇事罪疑难问题探讨[J].南都学坛[J]（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