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潍坊市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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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法官的职业思维方式

刘晓春


引言:法官是经过专业训练、具有法律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的人，与其他行业人员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内在的思维观念，而不是法律知识。对于法官而言，思维方式甚至比法律知识更为重要。因为法律知识可以随时学习，法律条文可以随时查找，但是思维方式却是要靠长期的专门训练才能养成的。2001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同志提出要树立“中立、平等、透明、公正、高效、独立、文明”的现代司法理念，与之相适应，现代司法理念对法官的思维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我们将权利义务的分析作为逻辑线索来思考，注重法律真实优于客观真实，程序公正优于实体公正，普遍正义优于个案正义。而现行司法制度和诉讼观念则制约了法官的思维方式，笔者就此略陈管见，以求教于同行。
一、法律思维与法官的职业思维方式
所谓思维，一般意义上应该指依照逻辑推理来观察、认识、判断的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并以语言、文字等形式加以表现。
思维方式是主体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模式化和相对稳定的思维定势和思维框架。它是潜移默化地渗透、积淀、凝结并固定在人们意识中的思维定势；它通过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形式外化于人们的行为、决策、认知和评价活动中。思维方式有一个演化、变革、继承、移植的问题，也即现代化的问题。我们从总体上已确立了实践思维方式，但思维方式的变革不可避免地带有前人思维方式的积淀，思维的惯性深层次地滞碍着思维方式的现代化。
说到法官的职业思维方式，首先要对法律思维进行界定，法律思维与另外三种与公共决策有关的典型思维方式，即政治思维、经济思维、道德思维有所不同，所谓法律思维，就是按照法律的逻辑来观察、分析、解决一个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政治思维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政治上的利弊权衡；经济思维强调考虑如何用更少的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即成本与收益的问题；而道德思维则把道德上的善恶评价作为第一考虑因素。因此，如果一个人选择用法律来思维，那么，他就会在一般情况下，把政治上的利弊、经济上的效益、道德上是否高尚视为第二位的考虑因素，而把合法性作为第一位的考虑因素。因而，对法律思维的概念，最简单的定义就是合法性思考。法律思维在从事法律工作的法官、检察官、律师这三种人中表现得最典型，因而在分析法律思维的基本规则时，主要就是以法官的法律思维为参照对象。法官的职业思维当然是能够体现法官职业特点，实现司法公正的职业思维，就是指在行使国家司法权的过程中，为了能够公正、公平的处理案件，法官按照法律的逻辑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理性思维方式。通过与大众思维方式的比较，法官职业思维的特殊之处可以表现得更为明显。正如英国上诉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爱得华.科克曾经讲到的，“法官具有的是技术理性，而普通人具有的是自然理性，……对法律的这种认识有赖于在长年的研究和经验中才得以获得的技术”。这充分说明了法官的思维与普通大众的生活逻辑并非雷同，而是根据职业的专门逻辑进行的，并且这种独特的思维必须经过长期的职业训练才能养成。
二、法官职业思维的特性
（一）、职业术语性
法官运用职业术语进行观察、思考和判断，这不是大众必备的思维要素。法律是一种专门的技术知识，法律术语是这项专门知识中的最基本的要素。相当广泛的社会问题，不论它们来自民间还是官方、不论具体还是抽象，一概可以运用法律职业术语转化为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判断。托克维尔说美国几乎所有的政治问题都迟早要变成法律问题。现代法治社会之所以能够从法律的层面上来判断和解决广泛的社会问题。这主要是由于法律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而法律活动的专业化又取决于一种专门的技术知识的形成，而这种技术知识又必须借助特定的职业术语加以表达。
(二)独立性
法官思维是一种独立性思考。1983年在加拿大举行的司法独立第一次世界大会 通过的《司法独立世界宣言》规定：“司法机关应当独立于行政机关及立法机关。”审判独立 作为一项司法制度原则，理论上应当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和内容：一是司法权独立：二是法 院对外独立；三是法院内部独立。
法官的独立思维是建立在法院独立审判的基础上的，独立审判是公正司法的前提和保 障。独立审判的实现必须依托于法官的独立思维来体现，法院作为组织，本身不具有理性的 思维能力，作为个体的法官才是实现独立审判的主体。也就是说，审判独立的抽象概念，最 终只能以法官独立思维的形态表现出来。而现实情况却是法官始终要面对来自社会各个层面 的影响审判工作和独立思考的因素，因为法官不能生活在理想化的法律世界里。这样，一个 相对独立的自由的思维空间对于法官来说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必要的。这个空间只能由法官 依靠自身的职业素养来构筑，以使自己还能够在理想化的法律王国里自由地思考和呼吸，保 持超然和理智的心态，抵制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压力及非法的诱因对法官思维的控制与 影响，避免法律的完整性和统一性遭受损害，最大限度的实现司法公正。
(三)客观性
我们知道，法官面对的永远都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通过证据来查找案件事实的每个片段，再将所有片段依法律逻辑联系起来，以重组案件“事实”，就成为法官在诉讼中的主要任务。因此，离开了证据来谈论法官的思维，就等于在建造空中楼阁。通常来讲，法官的思维方法总是坚持三段论推理方法，但这并不等于说法官的论证都要求机械地保持形式上的合乎逻辑。强调三段论推理的逻辑是为了保证法律的结论能够被合理地推出，并结合相关证据，对理由进行阐明和论证，从而让当事人和全社会看到这个结论是出自理性的，是具有说服力的。当然，法律思维并不绝对排斥情感因素，但法律判断是以事实与规则认定为中心的思维活动，因此法律思维首先是要服从规则而不是首先听从情感。法官对情感的考虑，都必须在法律规则的范围内谨慎地斟酌涉及感情的问题，因此，在法官的思维方式中，情绪化、感情化的倾向必须克服，否则就难以成为一个合格的法官。
(四)程序性
程序的合法性、公正性在诉讼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由诉讼的规律所决定的。在科学研究中，学者们总是在找到事物的客观事实后下结论，在没有发现真理的情况下，是不能也是不应当产生结论的。但在法院的司法活动中，即使在影响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查证不清的情况下，法官仍然要对案件事实作出最终的判断，因为司法的目的不是求真，而是求善，是对行为进行价值评判。法官当然要以合法性来思考问题，才能保证对每个案件均能做出及时的裁断。他只考虑以证据推导出的法律事实，而不可能追求客观事实。法庭上的形式合理性是最高理性。司法活动不应该过分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应强调法官应当依托程序进行思考，充分认识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承认由程序公正所得出的结论。程序合理性思维在司法中对于法官审判案件的重要意义，就是对法官的引导和约束。引导指要求法官排斥非法律因素对思维的干扰，理性判断，形成结论；约束指法官依据程序思考，最大限度地杜绝了自由裁量权的随意性，依法约束法官的行为和思想。通过强调法官思维的程序合理性，法官所作出的判决才能更容易被当事人双方所接受，因为这一结论是一个公正的人按照公正程序作出的。
（五）、中立性
法官思维是一种中立性思考。司法中立是司法权威的一个重要保障，是司法获得 公众信任的源泉。司法中立包括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的中立；司法权在政府与民众、公 与私之间的中立；司法权在诉讼当事人之间保持中立。具体内容包括：法官与案件和案件 当事人没有利害关系，即主体中立；诉讼制度的设计使法官处于与当事人“等距离”的不偏 不倚的中立地位，即制度中立：裁判案件的法官有良好的品行和能力，用中立的立场、语言 和方式驾驭庭审，即庭审中立；法官始终以一个“正义的守护者”的身份来实现司法公正。 中立性思考中最重要的，是法官相对于当事人和案件的中立。它表现在法官在司法活动中分 析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时必须与双方当事人保持同等的司法距离。这种中立的思维距离对于 消除司法活动当中常常出现的心理定式具有很强的功效。法官在与双方当事人的接触中会获 得一些有关案件的信息，往往使得法官产生一些对当事人的诉讼观点和法律事实的先入为主 的看法，这就是心理定式。这种定式直接影响着法官对证据判断和当事人诉讼观点的采纳， 并且法官不能自知。造成“既使法官在客观上有良好的愿望和公正的品质，但由于其心理定 式的影响，也会有一种自然倾向”，“很少或根本不可能从另一角度对同一证据进行审查，因 此非常不利于发现和揭示证据中的矛盾”。而中立的思维能够保障法官在作出裁决前用同等 的标准衡量诉讼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接受或者驳斥当事人的诉讼观点，保证裁判结果的公正。
（六）服务性
日本学者小岛武司指出：“法院所面临的任务是适用法律，而此举的终极目的则在于针对其顾客—诉讼 当事人的需求而提供其所需的服务。法院若忽视其向当事人提供合乎需求的服务而自我地从形式上去限定案件 处理，则不免有本末倒置之嫌。”罗斯科·庞德在1920年 所著《普通法精神》中也强调了司法的公共服务角色，他说“若不过分偏执并全面地理解17、18世纪的自 然法理论，我们可以发现法律至上原则完全符合这样一个观念，即公共服务理论。公共服务，无论它是来自铁 路公司、市政公司或是国家，它都只是手段，而非目的。” 在我们看来，将审判视为一种产品或服务，将公民 和当事人视为消费主体、法院和法官为服务者实际上蕴含了“公民为司法主体”这样一种深层理念。 英国民事诉讼改革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围绕着便利公民的司法理念而进行的，它重在保障公民接近 正义、利用司法。例如，程序分流和法官对案件进展的管理，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为了公民、当事人便利、有效 地接近司法。同样，诉讼费用的改革、法律援助的强化、程序和规则的简洁以及诉前和诉外机制的建立，莫不 如此。
从一定的角度看，国家乃是为社会与个人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在国内已有人指出现代行政的方法更新之 一即是从控制到服务。同样，将 审判权和审判结果视为一种服务或产品，寻求纠纷解决的当事人也可视为司法之消费者。显然，作为一种服务 与被服务的交换关系，两者地位平等，而且服务提供者必须提高服务的水平、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方可吸引服务 的享用者。
三、制约法官职业思维培养的原因及对策
（一）、主观上：走出观念的误区，克服固有思维定式的制约。
法官法实施以来，对法官任职条件的制约和法官职业化改革的进一步强化，提高了法官的整体素质，但在法官的职业法律思维的培养方面还存在观念与制度的障碍。
第一，必须改变语言简约、朴实、平民化的习惯。因法官队伍整体素质的制约，相当多的法官在审判中习惯使用大众化、平民化、浅显易懂的语言，而法官的职业术语是无数代法官努力用文字表达人们在行动中所学会遵循的规则，创造了表达这种规则的语言。法官应当学会用法律术语进行思考和表达，这既是他们以法官职业为荣的一种体现，也是法官职业化的必然要求。要将深奥的法律术语解释为浅显的大众语言，应当是律师职业的职责，而不能成为法官的义务。
第二、废除程序工具主义法律观念。程序工具主义法律观念片面强调法律是达到某种社会目 的的手段，强调法律仅仅是治理社会的工具，忽视了法律作为最高标准的价值，即一切手段 和目的都必须服从合法性标准的指引。这一观点的发展就是把诉讼程序作为实现实体的工 具，强调了诉讼程序对于实体的有用性和诉讼程序的技术性。程序工具主义理论影响司法 界最为直接的后果即是使司法人员养成“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同时，在程序工具主 义法律观念的影响下，离开合法性这个前提和要求，要求法院和法律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的想象时有发生，这极大地损害了司法的公正、公平形象,这种观念应予以废除。
第三、杜绝凭直觉思维、依感情、道德、经验判断，重法律事实与逻辑推理。传统法官具有不畏权贵的价值观念，比如“法不阿贵”、“为民申冤”等被作为一种法官品格与职业道德，削弱了法理在审判中的份量。这是一种泛道德主义的法制观念，过分强调法官的同情心与法律的扶贫救弱功能，鼓励法官离开合法的前提，用道德与感情去判决法律争议，满足了感情，摒弃了法律。法官的职业思维要求凭逻辑推理而不是直觉的模糊思维，要求法理重于民意。
第四、区分行政权与司法权。目前很多人把法院当 作处理地方行政事务的工具，将法院视为党委或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将法官视为普通公务 员。因此，在法院人事管理上不能遵循司法特有的规律和要求。在法院内部，审判人员始终 是以法院工作人员而不是法官个人的角色出现于整个司法程序之中，虽然法官代表法院履行 职权，但对于案件纠纷的实质裁决权力却掌握在院、庭长及审判委员会的手中，裁决的结果 及相应的责任当然也由“集体”承担，这就出现了法官行使审判权力而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院承担责任但无力具体行使审判权能的不协调局面。行政权与司法权的不分，在观念上对法院是独立的裁判机构认识不清，泛行政主义的法制 观念，严重阻碍法官职业思维的培养与形成。
（二）、客观上：改革司法制度，力促法官职业思维的培养与形成。
第一、解决司法权的地方化问题。司法权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维护的是国家的总体利益和法制的统一性与严肃性。但我国行政、立法、司法三者与行政区划完全重合，法院与法官在人、财、物方面对地方的依赖，让法官无法只向法律负责，还要向地方经济负责，向地方行政长官负责。这表现在有的地方党委 负责人法治观念淡薄，仍旧过问具体案件。另外，地方政府出于地方保护主义的目的，向法 院施加压力，力图使案件在受理、判决、执行上于本地有利，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法官成了地方的法官，破坏了法制的统一与尊严。于是，“打假英雄”王海在不同地方的法院要求依据消费者权益法保护法索赔便获得了截然相反的法律后果。对于地方保护主义对审判的影响，列宁曾指出：“我们无疑生活在 违法乱纪的汪洋大海里，地方影响对于确立法律制度和文明来说，即使不是唯一有害的障碍， 也是最有害的障碍之一。”
第二、改变司法权的行政化。我国法制史的发展中儒家传统的行政长官兼理司法的思维定式导致我国法官的非职业化。这一趋势最明显的表现是院长、庭长审批案件。我 国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和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的审判组织只有独任法官、合议庭和审判委员 会，并未赋予庭长、院长决定案件最终裁判结果的权力；在公法上，凡法律未明确授予的权 力，则不得行使，这是一项公认的原则。《法官法》第二条虽然规定，法官包括院长、副院 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但并不意味着院长、庭长在审 判上享有高于审判员的权力，法官应当是平等和独立的。院长、庭长只是司法行政上的职务， 只能在行政事务上拥有指挥决定权。所以，必须改变审判分离的现状，所有案件应由法官依 据自己的判断决定裁判结果，取消了院长、庭长审批制，庭长、院长只能通过参加合议庭担 任审判长来行使审判权。法院的院长、庭长大多是由于政治、业务素质较高而从法官中提拔 晋升的，实行案件审批制的做法，使得这些优秀法官一旦升任院长、庭长，便不再直接参与 审判，其主要精力用于案件审批和行政事务的处理，不仅造成审判资源的浪费，也助长了法 官对院长和庭长的依赖，形成恶性循环。同时，院长、庭长审批案件的做法，还会导致案件 责任不清的现象。案件经过层层审批、领导把关、集体决策，导致判决除了问题大家都不负 责的局面，不利于法院监督机制的实行。
另外，在法院内部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是，在案件没有审结的情况下，审判人 员即向院长、庭长请示汇报；有的下级法院遇到疑难案件即请示上级法院，征求上级法院的裁判意见。这种现象不仅违反了直接言词原则等审判公开的要求， 使二审终审制度形同虚设，而且不利于审判责任制的建立，妨害法院内部审判机构审判权独 立的形成。一些地方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的法官业务素质不高；而我国又处于经济转轨时期， 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致使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常常感到无法可依；当前，不少法院都在 搞岗位目标责任管理，错案追究制，以法官所审理的案件的改判 率和发回重审率作为考核的一个标准，即便是法院与法院之间也在进行相同内容的评比，致使法官与 法院都不愿承担风险。因此，下级法院请示上级法院便成为最“稳妥” 的办法，使得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从事后监督变为事前监督，法律规定 的二审终审制变为一审制。
第三、健全法官保障制度。《法官法》就法官的任职条件、 任免、等级、培训、奖惩、辞职辞退、退休、申诉等作了详细规定，以保障法官独立行使职审判权，但这部法律并未很好地执行。地方审判机关自身 没有独立的财权，财权完全由国家和地方行政机关掌握，审判机关的各种经费来源包括审判人 员的工资福利待遇等都完全受地方政府控制；在人事方面，法院领导干部的职务以及法 官本身都由地方权力机关任免，对人民法院主要领导干部的提名权和推荐权也控制在地方 各级党委和地方各级政府人事部门手里。在人、财两大重要权力均依附于地方党政权 力的情况下，审判机关实在无法保持独立。在此种情况下，要求法官为了审判独立而对抗地方 压力，显然是不现实的。
从另一方面说，法官的地位和待遇也与其在审判体系中所承担的重要角色不 相称。世界各国，为了保证审判公正，提高法律的权威，都在给予法官崇高的地位和 优厚的待遇。在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年薪与副总统持平，日本最高法院院长的薪俸 与总理大臣相同，故在美国与日本，法官腐败的现象几乎闻所未闻，当然这并非全部归功于高薪养廉。而我国的法官却一直在套用公务员的行政级别，而且其地位和待遇都较同 级政府官员低。即使是目前进行的法官级别评定工作，也是不与工资待遇挂钩的。法官的较 低地位和工资待遇产生两方面的负作用：一是难以使法官产生职业荣誉感和责任感。为了个 人生活和子女的教育、就业等问题，有些法官的廉洁作风受到了质疑，甚至走向犯罪，2003年，全国22万名法官中有794名法官违法违纪被查处，52名法官被追究刑事责任；二是造成法官队伍不 稳定，优秀人才流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薪高能已成为人才市场的法则，法官微薄的收 入无法与同样从事法律工作的律师相比，无法培养法官的责任感与荣誉感，自然无法吸引高质量的人才加盟，这自然无助于审判队伍的建设和发展。
第四、健全法官遴选机制。由于法官选任制度的不健全，法官的专业化往往不被重 视，其直接后果是导致有助理审判员以上职务的人员过多，水平参差不齐，审判质量不高， 审判效率低下。因而，必须合理配置审判资源和合理调整审判权力，实行法官员额制，清晰 法官和法官助理的层次，实现法官与辅助人员的分离；在实行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前提下， 选择高素质的人才充任预备法官；在各级法官的选拔上，要遵循上级法院的法官只能从下级 法院的优秀法官中选拔的原则，以保证上级法院的法官具有更高的资历和更丰富的经验，足 以处理更为复杂的各类案件。
综上所述，由于存在观念和制度上的缺陷，我国的法官的职业思维处于一个两难的境 地：一方面由于社会观念对法官的要求过多，法官不仅要考虑案件的情况、当事人的请求， 还要兼顾经济发展、社会效果等问题，使其角色更像一个政治家，这就要求法官的思维要具 有相当的广泛性；另一方面由于法官选任、保障制度的欠缺，法官实际的作为和能力又极为 有限，即使法官仅仅考虑处理好其职责范围内事情，也会有力不从心之感，这又要求法官的 思维要有一定的局限性。由此可见，我国法官职业化思维完善的过程就是不断地调和两者矛 盾的过程。相信通过变革诉讼观念和改进司法体制，我国法官一定会勇于直面市场经济和知 识经济挑战，不断提高自身素质，训练自己的职业思维能力，更好地为依法治国方略的最终 实现而努力。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第20号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已经2004年6月4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93次主席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主席 尚福林
　　 二○○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证券投资基金的销售活动，促进证券投资基金市场健康发展，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销售，包括基金管理人或者基金管理人委托的其他机构（以下简称代销机构）宣传推介基金，发售基金份额，办理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等活动。

　　第三条 基金管理人、代销机构从事基金销售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投资人的合法权益。

　　第四条 基金管理人、代销机构从事基金销售活动，应当遵守基金合同、基金代销协议的约定，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诚实守信，勤勉尽责，恪守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

　　第五条 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对基金销售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第六条 基金行业的协会依据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自律规则，对基金销售活动进行自律管理。

　　第二章 基金代销机构

　　第七条 基金销售由基金管理人负责办理；基金管理人可以委托取得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的其他机构代为办理，未取得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的机构，不得接受基金管理人委托，代为办理基金的销售。

　　第八条 商业银行、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专业基金销售机构，以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机构可以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基金代销业务资格。

　　第九条 商业银行申请基金代销业务资格，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资本充足率符合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有关规定；

　　（二）有专门负责基金代销业务的部门；

　　（三）财务状况良好，运作规范稳定，最近三年内没有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

　　（四）具有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五）有与基金代销业务相适应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设施和其他设施；

　　（六）有安全、高效的办理基金发售、申购和赎回业务的技术设施，基金代销业务的技术系统已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登记机构相应的技术系统进行了联机、联网测试，测试结果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七）制定了完善的业务流程、销售人员执业操守、应急处理措施等基金代销业务管理制度；

　　（八）公司及其主要分支机构负责基金代销业务的部门取得基金从业资格的人员不低于该部门员工人数的二分之一，部门的管理人员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熟悉基金代销业务，并具备从事两年以上基金业务或者五年以上证券、金融业务的工作经历；

　　（九）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条 证券公司申请基金代销业务资格，除具备本办法第九条第（二）项至第（九）项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净资本等财务风险监控指标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二）最近两年没有挪用客户资产等损害客户利益的行为；

　　（三）没有因违法违规行为正在被监管机构调查，或者正处于整改期间；

　　（四）没有发生已经影响或可能影响公司正常运作的重大变更事项，或者诉讼、仲裁等其他重大事项。

　　第十一条 证券投资咨询机构申请基金代销业务资格，除具备本办法第九条第（二）项至第（九）项和第十条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注册资本不低于两千万元人民币，且必须为实缴货币资本；

　　（二）高级管理人员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熟悉基金代销业务，并具备从事两年以上基金业务或者五年以上证券、金融业务的工作经历；

　　（三）持续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三个以上完整会计年度；

　　（四）最近三年没有代理投资人从事证券买卖的行为。

　　第十二条 专业基金销售机构申请基金代销业务资格，除具备本办法第九条第（三）项至第（七）项、第十条第（三）项和第（四）项，以及第十一条第（一）项和第（二）项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规定的组织名称、组织机构和经营范围；

　　（二）主要出资人是依法设立的持续经营三个以上完整会计年度的法人，注册资本不低于三千万元人民币，财务状况良好，运作规范稳定，最近三年没有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

　　（三）取得基金从业资格的人员不少于三十人，且不低于员工人数的二分之一；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三条 申请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的机构，应当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提交申请材料。

　　申请期间申请材料涉及的事项发生重大变化的，申请人应当自变化发生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提交更新材料。

　　第十四条 中国证监会依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受理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的申请，并进行审查，做出决定。

　　第十五条 中国证监会根据审慎监管原则，可以组织专家评审会对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的申请进行评审。

　　第十六条 依法须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申请人应当在收到批准文件后按照有关规定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第三章 基金宣传推介材料

　　第十七条 本办法所称基金宣传推介材料，是指为推介基金向公众分发或者公布，使公众可以普遍获得的书面、电子或其他介质的信息，包括：

　　（一）公开出版资料；

　　（二）宣传单、手册、信函等面向公众的宣传资料；

　　（三）海报、户外广告；

　　（四）电视、电影、广播、互联网资料及其他音像、通讯资料；

　　（五）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十八条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代销机构的基金宣传推介材料，应当事先经基金管理人的督察长检查，出具合规意见书，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中国证监会自收到备案材料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依法进行审查，出具是否有异议的书面意见。

　　第十九条 基金宣传推介材料必须真实、准确，与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相符，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预测该基金的证券投资业绩；

　　（三）违规承诺收益或者承担损失；

　　（四）诋毁其他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或基金代销机构，或者其他基金管理人募集或管理的基金；

　　（五）夸大或者片面宣传基金，违规使用安全、保证、承诺、保险、避险、有保障、高收益、无风险等可能使投资人认为没有风险的词语；

　　（六）登载单位或者个人的推荐性文字；

　　（七）中国证监会规定禁止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条 基金宣传推介材料可以登载该基金、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过往业绩，但基金合同生效不足六个月的除外。

　　基金宣传推介材料登载过往业绩，基金合同生效六个月以上但不满一年的，应当登载从合同生效之日起计算的业绩；基金合同生效一年以上但不满十年的，应当登载自合同生效当年开始所有完整会计年度的业绩，宣传推介材料公布日在下半年的，还应登载当年上半年度的业绩；基金合同生效十年以上的，应当登载最近十个完整会计年度的业绩。

　　第二十一条 基金宣传推介材料登载该基金、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过往业绩，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行业公认的准则计算基金的业绩表现数据；

　　（二）引用的统计数据和资料应当真实、准确，并注明出处，不得引用未经核实、尚未发生或者模拟的数据；

　　（三）真实、准确、合理地表述基金业绩和基金管理人的管理水平；

　　基金业绩表现数据应当经基金托管人复核。

　　第二十二条 基金宣传推介材料登载该基金、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过往业绩，基金管理人应当特别声明，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新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第二十三条 基金宣传推介材料对不同基金的业绩进行比较，应当使用可比的数据来源、统计方法和比较期间，并且有关数据来源、统计方法应当公平、准确，具有关联性。

　　第二十四条 基金宣传推介材料附有统计图表的，应当清晰、准确；提及第三方专业机构评价结果的，应当列明第三方专业机构的名称及评价日期。

　　第二十五条 基金宣传推介材料应当含有明确、醒目的风险提示和警示性文字，并使投资人在阅读过程中不易忽略，以提醒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仔细阅读基金合同和基金招募说明书，了解基金的具体情况。

　　第二十六条 基金宣传推介材料含有基金获中国证监会核准内容的，应当特别声明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并不代表中国证监会对该基金的风险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推荐或者保证。

　　第四章 基金销售费用

　　第二十七条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中载明收取销售费用的项目、条件和方式，在招募说明书中载明费率标准。

　　第二十八条 基金管理人发售基金份额、募集基金，可以收取认购费，但费率不得超过认购金额的百分之五。

　　基金管理人办理开放式基金份额的申购，可以收取申购费，但费率不得超过申购金额的百分之五。

　　认购费和申购费可以在基金份额发售或者申购时收取，也可以在赎回时从赎回金额中扣除。

　　第二十九条 基金管理人办理开放式基金份额的赎回，应当收取赎回费，但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赎回费率不得超过基金份额赎回金额的百分之五，赎回费在扣除手续费后，余额不得低于赎回费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并应当归入基金财产。

　　第三十条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投资人的认购金额、申购金额的数量适用不同的认购、申购费率标准。

　　第三十一条 基金管理人可以对选择在赎回时缴纳认购费或者申购费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其持有基金份额的期限适用不同的认购、申购费率标准。

　　第三十二条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基金份额的期限适用不同的赎回费率标准。

　　第三十三条　基金管理人可以从开放式基金财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用于基金的持续销售和服务基金份额持有人，具体管理办法由中国证监会另行规定。

　　第三十四条 基金行业的协会可以在自律规则中规定基金销售费用的最低标准。

　　第五章 销售业务规范

　　第三十五条　基金管理人、代销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基金销售业务制度和销售人员的持续培训制度，加强对基金销售业务合规运作和销售人员行为规范的检查和监督。

　　第三十六条 基金管理人、代销机构应当建立完善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账户和资金账户管理制度，以及基金份额持有人资金的存取程序和授权审批制度。

　　第三十七条 基金管理人、代销机构应当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制度，妥善保管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开户资料和与销售业务有关的其他资料，保存期不少于十五年。

　　第三十八条　专业基金销售机构应当专营基金代销业务，但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九条　基金管理人委托其他机构办理基金销售业务的，被委托的机构应当取得基金代销业务资格。

　　未经基金管理人或者代销机构聘任，任何人员不得从事基金销售活动；从事宣传推介基金活动的人员还应当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第四十条 基金管理人委托代销机构办理基金的销售，应当与其签订书面代销协议，约定支付报酬的比例和方式，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未经签订书面代销协议，代销机构不得办理基金的销售。

　　代销机构应当将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的证明文件置备于基金销售网点的显著位置，不得委托其他机构代为办理基金的销售。

　　基金管理人对代销机构从事基金销售活动负有监督检查义务，发现代销机构违规销售基金的，应当予以制止；情节严重的，应当按约定解除代销协议。

　　第四十一条 基金募集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前，基金管理人、代销机构不得办理基金销售业务，不得向公众分发、公布基金宣传推介材料或者发售基金份额。

　　第四十二条 基金管理人应当对基金宣传推介材料的内容负责，确保向公众分发、公布的材料与备案的材料一致。

　　代销机构使用的基金宣传推介材料，应当与备案的材料一致，基金管理人应当审查、检查代销机构使用的材料。

　　第四十三条 基金管理人、代销机构应当在有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资格的商业银行开立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账户，并由该银行对账户内的资金进行监督。

　　基金管理人应当将基金募集期间募集的资金存入专门账户，在基金募集行为结束前，任何人不得动用。

　　第四十四条 开放式基金合同生效后，基金管理人、代销机构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基金合同、代销协议的约定，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不得擅自停止办理基金份额的发售或者拒绝投资人的申购、赎回。

　　第四十五条 基金管理人、代销机构应当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和招募说明书的规定向投资人收取销售费用，并如实核算、记账；基金管理人、代销机构未经基金合同约定，不得向投资人收取额外费用；未经招募说明书载明并公告，不得对不同投资人适用不同费率。

　　基金管理人应当按照代销协议的约定向代销机构支付报酬，并如实核算、记账。

　　第四十六条 基金管理人、代销机构应当依法为投资人保守秘密，不得泄漏投资人买卖、持有基金份额的信息或者其他信息。

　　第四十七条 基金管理人、代销机构从事基金销售活动，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压低基金的收费水平；

　　（二）采取抽奖、回扣或者送实物、保险、基金份额等方式销售基金；

　　（三）以低于成本的销售费率销售基金；

　　（四）募集期间对认购费打折；

　　（五）承诺利用基金资产进行利益输送；

　　（六）挪用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认购、申购、赎回资金；

　　（七）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的情形；

　　（八）中国证监会规定禁止的其他情形。

　　第六章 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

　　第四十八条 基金管理人应当自签订代销协议之日起七日内，将代销协议报送中国证监会。

　　第四十九条 基金管理人的督察长应当检查基金募集期间基金销售活动的合法合规情况，并自基金募集行为结束之日起十日内编制专项报告，予以存档备查。

　　第五十条 基金管理人的督察长应当定期检查基金销售活动的合法合规情况，在监察稽核季度报告中做专项说明，并报送中国证监会。

　　第五十一条 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对基金管理人、基金代销机构从事基金销售活动的情况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检查，基金管理人、基金代销机构应当予以配合。

　　第五十二条 基金管理人、代销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可以责令整改，暂停办理相关业务；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采取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记入诚信档案、暂停履行职务、认定为不适宜担任相关职务者等行政监管措施。

　　第五十三条 基金管理人、代销机构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从事基金销售活动，中国证监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进行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未做规定的，依照本办法的规定进行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五十四条 商业银行、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专业基金销售机构，以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机构申请基金代销业务资格，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的，中国证监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不予批准，并处以警告。

　　第五十五条 未取得基金代销业务资格，擅自开办基金销售业务的，责令改正，并处以警告、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警告、罚款。

　　第五十六条 专业基金销售机构未按照本办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专营基金代销业务，或者代销机构未按照本办法第四十条第二款的规定置备资格证明文件或违反规定，委托其他机构代为办理基金销售的，责令改正，并处以警告、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暂停或者终止基金代销业务；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警告、罚款。

　　第五十七条 基金管理人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委托未取得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的机构代为办理基金销售的，责令改正，并处以警告、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警告、罚款。

　　第五十八条 基金管理人、代销机构从事基金销售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单处或者并处警告、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单处或者并处警告、罚款：

　　（一）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允许未经聘任的人员销售基金或者未取得基金从业资格的人员宣传推介基金；

　　（二）未按照本办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签订书面代销协议；

　　（三）违反本办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擅自向公众分发、公布基金宣传推介材料；

　　（四）未按照本办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使用基金宣传推介材料；

　　（五）未按照本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开立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账户；

　　（六）违反本办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擅自停止办理基金份额发售或者拒绝投资人的申购、赎回；

　　（七）未按照本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收取销售费用并核算、记账；

　　（八）未按照本办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为投资人保守秘密；

　　（九）从事本办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禁止的行为；

　　（十）未按照本办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配合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进行监督检查。

　　代销机构违反前款规定，情节严重的，责令暂停或者终止基金代销业务。

　　第五十九条 基金管理人从事基金销售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单处或者并处警告、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单处或者并处警告、罚款：

　　（一）未按照本办法第四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履行监督检查义务；

　　（二）未按照本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向代销机构支付报酬并核算、记账；

　　（三）未按照本办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报送代销协议；

　　（四）未按照本办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进行自查，并编制专项监察稽核报告；

　　（五）未按照本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检查基金销售活动的合法合规情况，并做专项说明。

　　第六十条 代销机构被责令暂停基金代销业务的，暂停期间不得从事下列活动：

　　（一）签订新的代销协议；

　　（二）宣传推介基金；

　　（三）发售基金份额；

　　（四）办理基金份额申购。

　　代销机构被责令终止基金代销业务的，应当停止基金销售活动。

　　代销机构被责令暂停或者终止基金代销业务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妥善处理有关投资人的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并可按照代销协议的约定，依法要求代销机构赔偿有关损失。

　　第七章 附 则

　　第六十一条 本办法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中国证监会《关于代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的商业银行完善内部合规控制制度和员工行为规范的指导意见》（证监发[2001]150号）、《关于证券公司办理开放式基金代销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2002]33号）、《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暂行规定》（证监基金字[2002]66号）同时废止。